1979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农业专家杨显东直接批评了“农业学大寨”的做法存在问题。他认为继续号召全国人民按照大寨模式来发展农业生产，将会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并且会使整个农业走上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使农民陷入贫穷之中。
当时的环境很难让人说出这样的话来。
“大寨”曾经是中国农村集体化的一面旗帜。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就广为流传开来。有关的大寨被当作农业建设的典范来介绍给外界看。大寨走出来的陈永贵后来又做了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地位很高。
但是，在政策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大寨并没有及时作出改变，原有的做法也开始显现出了弊端。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末的时候，那个一直被大力宣扬过的样板村的实际生产情况已经使部分参观者感到不满。
把问题摆在台面上的是杨显东。
1978年7月，在中国农学会于太原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八百多位代表提出了要到大寨进行实地考察的要求。杨显东是当时的中国农学会理事长，并且他也赞同去看看。会议结束之后他就带领大家去了大寨。
考察的结果和宣传中所说的“先进经验”相差很远。
虎头山上树木被大量砍伐，山坡上变成了人工平地，连山顶上都种上了小麦。但是快要收割的时候，麦子长得不好看，穗子很少，颗粒也很小。村里畜牧业没有发展起来，家禽家畜饲养也被禁止了。村子打扫得非常干净，窗台上放着金鱼缸，院中的花木也都修剪得很整齐，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生产的景象。
有人私下里表示，这里更像是一个旅游景点，并不是真正的村子。
大多数人都发现了问题，但是没有说出来。原因是现实的：大寨政治地位特殊，陈永贵还在担任重要的职务上，没有人敢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杨显东并没有选择保持沉默。
回到北京之后，他就召集了600多位专家开会议，并且提出要对大寨的问题进行再调查。然后他又安排人去查资料、找有关农业技术人员来核实农田建设以及粮食生产的各项数据。经过整理之后，他认为大寨至少存在六个地方是不可以直接复制粘贴过去的。
第一，“以粮为纲”的说法被误解为只有发展粮食生产而没有其他的经营活动，并不符合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并举的要求。第二，一些宣传中提到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以及大旱之年的大丰收的情况和实际情况不符。第三，“海绵田”之类的做法没有科学依据。第四种就是毁林开荒来扩大耕地面积从而破坏生态环境。第五个问题就是劳动不再按照定额来进行计算，而是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这就使得群众的收入以及工作热情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第六点就是把家庭副业当作要消除掉的“资本主义尾巴”，这样就缩小了农民改善生活的机会。
这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指责，而是一些具体的评价，并且是有依据的数据和调查得出的结果。
1979年年初，在全国政协小组会议中，杨显东把他的观点全部说出来了，并且做出了一个严厉的结论：全国学习大寨的做法是对于农业资源的一种巨大的浪费，也有可能会把农民推向贫穷。
发言很迅速就引起了争论。很多政协委员都赞同他的观点，科学家陈翰笙还说杨显东说出的是很多人都想说但是又不敢说的话。但是来自大寨的政协委员宋立英认为这是一次对大寨的攻击。陈永贵知道之后也很生气，要农业部党组给杨显东做党内处分并且公开道歉。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也告诫他说，中央并没有明确表示过的事情，不能随便提出来，说话产生的后果自己负责。
杨显东的回答非常干脆：责任全部由他自己承担。但是作为一名党员、农业科学家以及政协委员，他有义务为全国农民负责任地说话，并且不能因为外界的压力而不讲真话。
这件事情目前还处于停滞的状态。中央当时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解决，所以陈永贵也就没有再追究下去了。一直到1980年陈永贵辞职之后，大寨的问题才又再次被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
198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总结、评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通知。到1981年的时候，这些问题才被正式解决掉，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农村运动中也画上了句号。
回过头来看，大寨问题不是简单的村庄发展失误，而是给人们一个启示：农业不能用口号来管理，经验也不能因为被当作典型而永远不允许去检验。杨显东当年所遇到的阻力就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先进经验不可以质疑”的思维定势。
刘瑞龙后来感慨地说，在杨显东第一次提出大寨的问题的时候，农业部党组就打算要对他进行处理了，这就证明了农业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
有趣的是，杨显东的儿子杨元惺后来和刘瑞龙的女儿刘延东结婚了。刘延东之后就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但是相比于上面提到的家庭关系而言，在大寨问题上敢于质疑并用事实来检验自己的人更加值得我们铭记：把某件事情推向一个很高的位置之后再进行核实要比一直表示支持更为重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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