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年5月29日清晨，君士坦丁堡西侧城墙外，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发动总攻。城内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披甲登城，面对一座已经伤痕累累的城市，他很清楚，帝国能交给自己的兵力，已经少得可怜。
君士坦丁堡并非普通城池。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这里定为新都；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后，它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核心。千余年间，波斯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和十字军都曾威胁过它，但坚固的城墙一次次撑了下来。
真正改变战局的，不只是兵力，而是攻城方式。
1452年前后，一名名叫乌尔班的铸炮师曾向拜占庭方面寻求雇用。他提出，可以制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巨炮。问题在于，帝国财政早已枯竭，连守军薪饷都难以按时发放，更别说承担铸炮所需的铜料、工匠和运输费用。
乌尔班随后投奔奥斯曼。穆罕默德二世给了他资金和材料，命其铸造重型火炮。史料对巨炮尺寸和重量记载不一，但可以确定，它发射的石弹极为沉重，炮身移动缓慢，装填时间很长，却足以持续震撼君士坦丁堡的城墙。
1453年4月6日，奥斯曼军队开始合围。兵力数字在不同记载中差异很大，通常认为苏丹拥有数万至十万以上军队，而城内守军仅约七八千人，其中包括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等外籍援军。双方悬殊，已经不是一句“寡不敌众”可以概括。
城墙外，巨炮昼夜轰鸣。石弹砸中墙体，砖石飞散，缺口刚刚出现，守军便连夜搬运木料、土袋和石块抢修。炮火的威力固然可怕，但它并非无敌；真正致命之处，是奥斯曼军队能够轮番进攻，让守军没有足够时间恢复。
有意思的是，君士坦丁堡的防线并非只有陆墙。金角湾入口原本设有铁链，阻挡敌方舰队。穆罕默德二世于是命人铺设木道，把船只从陆地拖到金角湾一侧。奥斯曼舰船突然出现于内湾，守军不得不分兵防守，原本就稀薄的兵力被进一步拉开。
战事越紧张，城内矛盾越明显。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教会联合问题，早已引发拜占庭民众和贵族的不满。有人认为，即使向西方教会妥协，也应换取援军；也有人宁愿接受奥斯曼统治，也不愿看见教皇势力进入城中。宗教分歧，最终变成了军事防御中的不信任。
热那亚将领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负责重要防区。他率领的部队人数不多，却训练有素，多次击退奥斯曼军队。传说中，他与拜占庭贵族因火炮和防务发生争执，虽有戏剧化成分，但守军内部意见不一，确是围城中的现实。
“墙还能守住多久？”有人问。
“只要还有人站在墙上，就不能说它已经失守。”乔瓦尼的回答未必见于可靠史料，却准确表现了守军当时的处境：他们依靠的不是胜算，而是城墙、纪律和最后的意志。
奥斯曼军队也付出了代价。前期进攻中，普通步兵屡次被击退，攻城塔被火攻摧毁，地道挖掘也遭到守军反制。穆罕默德二世一度面临撤围压力，但他知道，若再次失败，自己的威望和国内局势都可能受到打击。
5月中下旬，城墙缺口不断扩大。守军缺少兵员，也缺少修补材料。更严重的是，援军迟迟未能抵达，粮食和弹药逐渐见底。皇帝亲自巡视防线，要求各部守住自己的位置。此时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已经不是在保卫一个强盛帝国，而是在守住帝国最后的象征。
5月28日，城内举行了最后一次大型宗教仪式。不同教派、不同族群的人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对于不少人来说，这既是祈祷，也是告别。君士坦丁十一世随后返回城墙，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决战。
29日凌晨，奥斯曼军队分批冲击城墙。最前面的是装备较差的部队，他们的任务是消耗守军；随后投入的是正规军，最后才是纪律严明的禁卫军。这样的轮番攻击，使城上士兵几乎没有喘息机会。
战斗最激烈时，朱斯蒂尼亚尼在防守中受伤。关于他的撤离，城内外留下了许多争议，但他的离开确实打击了守军士气。皇帝仍在前线坚持。君士坦丁十一世最后的结局没有确切记录，通常认为他在城破时战死，遗体未能确认。
奥斯曼士兵从受损城墙和可能未关闭的小门进入城内。究竟是哪一处防线最先崩溃，史料说法并不一致，但城墙一旦被突破，人数不足的守军便无法堵住所有通道。街巷中的抵抗持续了一段时间，随后逐渐瓦解。
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灭亡。穆罕默德二世将这座城市定为奥斯曼帝国新都，并以“罗马皇帝”自居。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城市人口、行政体系和宗教格局也随之发生改变。
那声持续了四十多天的炮响，击碎的并不只是一段城墙。它让中世纪最坚固的防御体系失去了神话色彩，也让火炮、常备军和集中权力在战争中的作用，第一次以如此鲜明的方式显露出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