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蹲在仓库门口那把破椅子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嗯嗯啊啊地应着。四月的太阳晒得他后脖颈发红，他那只没拿手机的右手在裤腿上蹭了蹭灰，又去抠鞋底嵌的一颗小石子。石头扣出来了，弹出去，啪嗒一声落在地上。

那头的人说话声音大，隔着三步远我都能听见，叽里咕噜的印度英语，尾音往上挑着，跟唱歌似的。老周嗯了一阵，把手机从耳朵上拿下来，捂着话筒转过来冲我喊了一句："老板娘，那印度人说30吨种子，货到付款，海运提单到了他们港口才打钱。"

我正在清点一摞出货单，头也没抬："货款多少？"

"连运费打包价九十六万。"

我把出货单放下了。九十六万，三十吨玉米种子，货到付款——货到了印度港口，对方提了货再打钱。中间的船期、清关、卸货、验收，少说一个月。这一个月里那九十六万的货漂在海上，钱在对方手里捏着。他说打钱的时候打，他说不打，我一个做种子的生意人难不成坐飞机去孟买要账？

我站起来走到仓库门口，从老周手里把手机接过来。那头的人还在喂喂喂，我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货到付款做不了。"

那头顿了一下，然后那印度人的声音又涌上来，更快了，带着点急。他说"我们是长期合作""以后还有更大的单子""这是第一次试试你们的品质"——都是老话术，我听着，等他歇了口气，我说："你可以自己来取，或者派人在中国验货交款。30吨的货，我不发海运。"

我把手机递回给老周，他接过去还在嗯嗯啊啊，我用下巴指了指仓库里头那堆码好的麻袋。那些种子是上个月备的货，东北那边的黑土地种出来的，颗粒饱满，测过发芽率，九成五以上。三十吨，花了两个多月从产地收上来、烘干、精选、装袋，现在整整齐齐码了半面墙。麻袋口扎得紧紧的，每个袋子上印着我们的标，蓝底白字的一粒麦穗。

老周挂了电话，走过来蹲在我旁边，手指头在地上划拉着："老板娘，要不跟他们再谈谈？这单子不小。"我说不是单子大小的事。我开这个种子店做了十几年了，头几年跟印度人打过几回交道。头一回发了十吨绿豆过去，对方拖了四个月才付钱，那四个月我天天吃不下饭，每天查三遍船讯网。货到了港不让提，对方说"品质不符要求"，那时候货已经在他们仓库了，我隔着一个印度洋，他说不符我就不符，我上哪找人验去？最后折了四成的价才把款收回来。第二回更直接，货到了人不见了，电话不接邮件不回，后来托人打听才晓得那公司压根就是个皮包。那几回折腾下来我学精了——跟印度人做生意，款不到账货不出门。

这话我没跟老周说全，说了他也未必能懂。他做了三年销售，见的客户都是中国人，头一回碰见外国单子就来了个三十吨，他觉着是个大机会。可机会这东西跟种子一样，撒下去的时候看着满把的，收上来的时候才知道底下有坑。

那头印度人又打来了，这回换了个声音，听着沉一些，约莫是个管事的。他说他叫拉杰，是那家贸易公司的采购总监，说他们在中国采购过好几回种子了，都是货到付款，别的供应商都接受。我说那你找那些供应商买吧。他顿了一下，又说"我们的需求量很大，每年至少两百吨"。

两百吨。一年两百吨玉米种子，按现在的行情是六百多万的流水。老周在旁边听见了，眼睛亮了一下。他站起来走到我边上，压低声音说"老板娘，一年两百万吨——不是两百吨，两百吨啊，这可是一年六百万的生意"。我看了他一眼，说"六百万也是别人的钱，进了自己口袋才是自己的"。

拉杰在电话那头又说了一长串，说他这次是专程来中国出差的，现在人在广州，下周可以去我们工厂看货。他说看了货满意就当场签合同，但付款方式还是货到付款，这是他公司的铁规矩。我听着他那个"铁规矩"三个字，心里头那杆秤动了一下。他要来看货，说明他不是那种随便在邮件里敲数字的主。可付款方式他咬死了不松口，货到付款，对他来说是规矩，对我来说是刀子，我接过一回就不想再接第二回。

那天晚上我跟我丈夫老林在饭桌上提了这事。老林比我大五岁，做种子生意比我早十年，现在退下来了，但有些事我还是会跟他说。他听完夹了一口菜嚼着，慢慢嚼完了放下筷子："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让他自己来取。

老林笑了一声："哪有人从广州来取三十吨货的？那运费谁出？"

"他要是真想要这批种子，他就会想办法。三十吨种子走海运到他那边，运费加保险他出，提单他收，货他验，然后他才付钱。从头到尾他捏着主动权，钱在他手上、货也在他手上，我在中间只有一张提单复印件。他要是不给我钱，我告他都得先去印度。"

老林又夹了一筷子菜，这回没嚼，搁在嘴边停了一下："你以前那几回亏怕了。"我说不是怕，是学乖了。种子这东西跟别的货不一样，保质期有限、价格波动大、退回国内还得重新过检。三十吨发出去，对面不付钱，我连退货都没法退——运回来比运出去还贵，还未必能再卖上价。那批货就卡在那儿了，卡在印度某个码头的仓库里，日期一天一天过期，每一粒都烂在他手里也烂在我心里。

老林不说了。他端起碗把最后一口饭扒完，碗搁在桌上的时候碗底碰着桌面"嗒"一声，他说"那就按你说的办"。

第二天拉杰又打来了，这回我接的。他的声音比昨天那通沉了些，大概跟老周绕了半天没结果，绕到我这来了。他说"周太太，我们很有诚意，可以付30%的定金，剩下的货到结清"。

三成定金。二十七万。我捏着手机站在仓库里，身边那三十吨麻袋码得整整齐齐的。我说："五成定金，剩余款发货前结清。或者——"我停了一下，"你自己来取，现场验货装柜，全款付清再拉走。我不管你走海运还是走陆运，货出了我的仓库门就不关我的事了，运输风险你自己扛。"

电话那头安静了。我跟拉杰之间隔着一条电话线，他在广州哪个酒店的房间里，我在山东小镇的种子仓库里。他大概在算账——从广州跑到山东来一趟的费用，再加上把三十吨货从内陆运到港口的物流成本。他要是走货到付款，这些全是我出。他要是听我的，这些就全得他自己担。

安静了大概七八秒，我听见他在那边轻轻叹了口气，然后他说："周太太，你的条件很苛刻。"

我说："苛刻不苛刻的，你先来了再说。你来了看了货，摸着袋子里的种子了，你再跟我说值不值得跑这一趟。"

挂了电话我站在仓库里，那三十吨麻袋在我面前码了半面墙，隔着十几米的距离，一股干燥的谷物气息从麻袋缝里渗出来。老周从外面进来，问我"他怎么说"，我说"他说考虑考虑"。老周看了看那堆麻袋，又看了看我，嘴张开又合上了。我说你去把包装换一下，那几个旧袋子拆了重新套一层新的，颜色挑亮一些。他看货的时候摸的不光是种子，还有包装。

拉杰三天后来的。他没提前打电话，下午两点多，一辆鲁牌的出租车停在仓库门口。我从办公室窗户看见一个中等个头的印度男人从后座钻出来，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在门口站了一下，仰头看了看我们那半旧的招牌——一块白底蓝字的铁皮牌子，风刮日晒的，边角有点翘了。他看了几秒才走进来。

我迎出去的时候他正站在仓库那扇铁皮门口往里看。三十吨麻袋摞在那头，整整齐齐的，新套的包装在日光灯底下泛着光。他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背包带子从肩头滑下来他也不扶。

我走上去说"拉杰先生"，他转过身来笑了一下，嘴角往两边扯开，眼角皱了几条很深的纹。他伸出手来跟我握，手心干燥，温热。他说"周太太，你这批货我能看一看吗"。我说看，随便看。

他走进去，蹲在那一排麻袋跟前，拿手按了按袋子，捏了几下，又凑近了闻。然后他抬头看了看我，说"可以拆一袋吗"。我让老周拆了一袋，金黄色的籽粒哗地淌出来，落在他摊开的手掌里。他撮了一小撮，拿指甲掐开一粒，断面是乳白色的，饱满的粉质。他又捏了几粒，放在嘴里嚼了一颗，闭着眼嚼了嚼，咽下去了。

他抬头看我，这回笑的时候眼睛里有东西。他说"好种子"。他说那两个字的时候没有印度腔，字正腔圆，像学过中文的。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屑，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合同，放在旁边的麻袋上，又从衬衣口袋里掏了一支笔。

"全款发货，车我自己找，港口我联系。"他一边说一边在合同上填字，笔尖刮着纸面沙沙的。"你说得对，值得跑一趟。"

那批货他当天就找物流公司装了柜。三十吨麻袋塞满了两个四十尺的集装箱，柜门关上的时候他站在仓库门口看着，双手叉着腰，背微微挺着。老周在旁边拿着笔抄柜号，沙沙地记在本子上。货款在装柜前十分钟到账了，手机银行弹出来那一下，数字跳出来，一串零。我看了那个数字一眼，然后把手机收起来，走到拉杰旁边，跟他一起站在仓库门口。天快黑了，西边的云压得很低，夕阳把集装箱的铁皮晒成暖橘色的。

"下次还找我。"我说。他看着我，那笑又扯开了。"会的。"他拎着公文包上了那辆出租车，车开走的时候他从后窗伸出手来摆了摆，窗户关着，听不见他说的什么，可那摆手的动作像是"下次见"。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车尾灯在暮色里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老周搬着一摞空麻袋从我身边经过，喊了声"老板娘"。我回头看他，他把那摞麻袋往库房里一放，走过来站我旁边，也看着那拐弯的方向。他说："他真来了。"我说嗯。他说"那要是他不来呢"，我说他会来。三十吨种子，他看了照片发了几个邮件，可照片里看不见的东西他得用手摸。他摸到了，他就定了。那批种子他会用得很好。那是我库房里码了两个月的东西，现在在那两个铁柜子里漂着。漂着就漂着吧，钱到账了，漂到哪儿都不怕。人亲自来摸过的东西，他信。他信了，你就省了那些弯弯绕绕的功夫。货到付款，那是隔着一条海的买卖。上了岸再算账，那是面对面的交情。海可以隔开人，但人还是会选择坐车穿过几百公里，蹲下来，捏开一粒种子，放进嘴里嚼一嚼，然后点头，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