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3日，台北一处病房内，66岁的陈诚已经无法正常进食。医护人员守在床边，却很难再为这位重病患者提供有效治疗。陈诚示意儿子陈履安取来纸笔，又让旁人暂时离开，艰难写下了三句话。
字迹并不长，分量却很重。陈履安把纸交给母亲谭祥看过之后，谭祥脸色明显变了。她没有立即把内容转告蒋介石，只低声说：“先不要告诉总裁，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吧。”
这三句话究竟写了什么？陈诚写道：“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表面看，这是对旧部和同僚的勉励，仍然保留着对蒋介石的拥护。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没有“反攻大陆”，也没有对中共的直接攻击。一个长期身居高位的军政人物，在生命最后关头刻意留下这样的文字，不能只当作普通遗言来看。
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建立在长期政治合作之上。黄埔军校出身、浙江籍、对蒋介石忠诚，这些因素使他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得到持续信任。抗战时期，他曾担任重要军职；抗战结束后，又被派往东北主持军事事务。
东北战场的失利，使陈诚承受了巨大压力。1947年以后，国民党军在东北连续受挫，党内批评之声不断，甚至出现要求追究陈诚责任的激烈言论。那段时期，他不仅政治声望下降，身体状况也很差，胃病和十二指肠溃疡反复发作。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陈诚被安排到台湾。1948年，他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这个任命既有养病的现实因素，也有更深的政治考虑。随着大陆战局恶化，台湾逐渐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据点，陈诚则被放在了处理台湾事务的关键位置。
他到台湾后面对的，并不是一块可以轻松经营的地方。1945年台湾由国民政府接收时，岛内经济和行政秩序都需要重新调整。1949年前后，大量军民和难民涌入，粮食、住房、货币、治安压力同时增加，任何一项处理不慎，都可能引发连锁问题。
陈诚采取的措施颇具针对性。台湾币制在1949年进行改革，旧台币退出流通，新台币发行，目的之一就是切断台湾与大陆恶性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他要求进入台湾的军队接受整编和管理，避免各部继续以原有番号和私人关系拥兵自重。
农村问题同样棘手。1950年，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把佃农缴纳的地租限制在收成的一定比例内，先缓解农民负担。随后实施“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逐步改变土地关系。政策并非没有争议，但它确实削弱了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尖锐矛盾，也为台湾后来的经济转型创造了条件。
有意思的是，陈诚并不是一个只会在会议室里谈制度的人。风灾发生后，他曾亲自前往灾区处理救济事务。1963年9月，台湾遭遇风灾，他连续多日奔波，原本已经不佳的身体因此进一步恶化。这次劳累，成为他病情反复的重要诱因之一。
陈诚晚年的另一个矛盾，是对军事冒险的态度。1963年，他与蒋介石在“反攻大陆”等问题上出现分歧。陈诚并非没有政治立场，但他清楚台湾的兵力、经济和国际环境，很难支撑一场没有把握的全面军事行动。对他而言，维持内部秩序比喊出激烈口号更重要。
1964年9月，陈诚被确诊为肝癌。蒋介石曾要求医疗人员尽力救治，陈诚一度能够进食，也可以下楼散步。然而1965年1月17日后，他因感冒引发身体恶化，病情再没有真正稳定下来。蒋介石前往探望时，陈诚已经难以开口，两人只是相对无言。
因此，谭祥看见那三句话后才会变脸。她明白，遗言虽然写着“在总裁领导之下”，但真正突出的却是“不要消极”“全国军民共此患难”和“务求内部团结”。这不是一份单纯鼓动进攻的檄文，更像是一个病重老人对身后局势的判断。
1965年3月4日，蒋介石夫妇再次前往探视，陈诚夫妇没有提及遗言。3月5日，陈诚在台北病逝，终年66岁。此后，这份遗言被公开。有关陈诚的评价，后来出现不同声音；有资料记载，周恩来得知其遗言后曾说：“陈辞修，是爱国的。”独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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