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冬，日本东京，郭沫若伏案写作，案头放着鲁迅的文章。两位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此时相隔千里，彼此却已在报刊文章中交锋多次。奇怪的是，他们终其一生没有正式见过面，后来却被说成“互骂了50年”。
这句话有传播力，却不够准确。鲁迅逝世于1936年，郭沫若与他的公开论争，主要集中在1920年代后期，前后不过十年左右。所谓“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长期被扣在鲁迅名下，实际上缺少可靠出处，更不能拿来证明鲁迅曾这样辱骂郭沫若。
两人的分歧，起点并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文学观念的碰撞。鲁迅留日归来较早，经历过辛亥革命后的沉浮，文字冷峻，习惯从社会病灶下刀。他不相信几句口号就能改变现实，笔下常有讽刺，也有对普通人的深切怜悯。
郭沫若比鲁迅小十一岁，正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之中。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崇尚青春、激情和想象，认为文学应当有爆发力，能够直接冲击旧制度。一个重在剖析，一个偏于呐喊，彼此看不惯，并不难理解。
有意思的是，早期的冲突并非一开始就针对郭沫若个人。创造社曾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也以文章回应，对这批文学青年的姿态颇有讥刺。后来鲁迅在信中提到创造、未名、沉钟等文学社团，认为这些团体若都沉默，文坛便会变得荒凉。可见意见相左，并不等于完全否定对方。
真正激烈的论战发生在1928年前后。创造社部分成员以“革命文学”的标准批评鲁迅，郭沫若也参与其中。他在文章中给鲁迅扣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等帽子，措辞十分尖锐。鲁迅随即反击，称自己“近来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
“你说我没有气量？”郭沫若的文章里带着挑战意味。鲁迅没有正面争吵，而是在文字中回敬，称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这五个字之所以流传，并不只是因为刻薄，更因为它同时承认才华，又讥刺性情和行事方式。
郭沫若的私人生活，也给这场论争添了不少火药味。他出身四川乐山的传统家庭，早年有一桩包办婚姻，婚后不久便赴日本求学，原配张琼华长期留在家乡。鲁迅同样有包办婚姻，妻子朱安与他感情疏离，但他并未将朱安简单抛弃，而是承担了生活上的供养责任。
正因如此，鲁迅对郭沫若处理婚姻的方式颇有不满。郭沫若则认为鲁迅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没有资格指责自己，双方由文学争论牵连到私德，话锋自然越来越重。不过，后来的许多细节经过转述，难免夹杂夸张，不能把每一句传闻都当成确凿史实。
192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门曾要求停止对鲁迅的攻击，并推动左翼作家联合。此后，创造社部分成员与鲁迅的关系有所缓和，左翼作家联盟也在1930年成立。郭沫若没有及时与鲁迅会面，既有个人情绪，也有身处日本、政治立场变化等因素。两人之间的裂痕，终究没有等到面对面解释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并不把个人笔战看得高于民族危机。他曾说，自己与茅盾、郭沫若有的相识，有的从未谋面，有的发生过笔墨冲突，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文坛上的互相攻击是真实的，彼此在民族与社会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也同样真实。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郭沫若当时身在日本，听闻消息后写下悼念文字和挽联：“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有人觉得这话过于浓烈，甚至有些肉麻，但郭沫若的悔意并不难看出。
他后来承认，自己年轻时过于傲慢，失去了向鲁迅请教、与鲁迅见面的机会。鲁迅生前的批评，曾让郭沫若恼怒；鲁迅去世后，那些锋利的文字反而成了再也无法得到的“关心”。
1936年以后，郭沫若继续在抗战和文化工作中发挥作用，成为左翼文化阵营的重要人物。他与鲁迅道路不同，性格不同，文字也不同，却都把笔锋指向旧社会的弊病。所谓“骂了50年”，更像后人为了讲故事而制造的夸张说法；真正留下来的，是一场没有见面的论争，以及一份来得太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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