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上海《文汇报》刊出胡适的一首旧诗，郭沫若读完后，没有长篇考证，也没有逐句批评，只盯住其中一个“拼”字，提出了一个颇具锋芒的改法。这个字一动，诗的语气、指向和意味，立刻变了。
原诗题为《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写于1938年。诗只有四句：“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当时的胡适，刚刚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对外争取援助，既需要军事和外交渠道，也需要有人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的处境。胡适以学者身份奔走美国各地，并曾前往欧洲一些国家活动，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外界支持。
“过河卒子”这个比喻，来自中国象棋。卒子过河之后，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力量虽小，却有继续推进的意味。胡适把自己比作卒子，表达的是一种接受使命、勉力前行的姿态。
那时的语境，与后来截然不同。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破裂，政治局势迅速恶化。1946年6月，胡适从美国回国，随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他应邀出席，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方面的职务。那首旧诗，也被重新题写、传播。
有意思的是，诗本来写于抗战时期，重新出现时，读者面对的政治现实已经换了模样。诗句没有变，解释诗句的环境却变了。尤其是“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在当时不少人的眼中，已经不只是个人自况，也像是在说明胡适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
上海报纸刊出这首诗后，郭沫若很快作文章回应，题目就叫《替胡适改诗》。他没有把笔墨铺开，而是借用了象棋中的红黑双方，将“过河卒子”放回棋盘上重新审视。
郭沫若的意思很直接：如果胡适已经成了黑方的卒子，甚至还要去“擒红棋的老王”，那么这个卒子的命运，就不完全由自己决定。卒子即使想“拼”，背后的“主子”也未必允许他随意拼掉。
紧接着，他提出改字：“倒不如把‘拼’字索性改成‘奉’字。”
只改一字。
“拼命向前”说的是主动进取，带有个人选择和行动意志；“奉命向前”则完全不同，重点从“拼命”转到了“奉命”。前者像是为了理想承担风险，后者却暗示听从指令、替人效力。郭沫若正是借助这一字之差，把诗中原本带有自我勉励意味的句子，转成了对胡适政治立场的讽刺。
这种改法，厉害之处不在文字游戏，而在它抓住了原诗中的空隙。胡适早年的诗，写的是外交岗位上的奔走；多年以后，同样的句子出现在国民大会的政治场合，读者自然会追问：这个“卒子”究竟在为谁前进？
当时两人的身份、经历和政治道路，也使这场文字交锋格外引人注目。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长期倡导白话文和学术自由；郭沫若同样出身新文化阵营，后来逐步走上与左翼革命相联系的道路。二人都熟悉旧体诗文的结构，也都清楚一个字在特定语境中能够产生多大分量。
据相关记载，郭沫若曾以近乎调侃的口吻说：“这个‘拼’字，不如改成‘奉’字。”胡适若作回应，恐怕也很难把它仅仅看成普通的文字纠正，因为郭沫若真正针对的，是诗句背后的政治选择。
当然，“一字师”这个说法带有明显的修辞意味。郭沫若并不是在替胡适校订诗稿，也不是发现了诗句中的文字错误。他是在利用文学表达中的多义性，对胡适回国后的政治活动作出判断。因此，这个“一字”更像是一把锋利的批评工具，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改诗。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本人早年写下“过河卒子”时，未必预料到这句诗会在多年后被重新解释。文字一旦离开作者的原有处境，进入报纸、会议和政治争论，意义往往会发生转移。诗句仍是那几句，读者所听见的声音，却已不是同一种声音。
郭沫若的改动，也因此留下了当时文坛少见的讽刺效果：不改题目，不改格律，只把“拼”换成“奉”，便让个人奋斗的姿态变成了政治依附的影子。对于报纸读者而言，这种批评比铺陈数千字更容易记住。
那场笔墨交锋发生在1947年初，国共关系已经彻底破裂，全面内战的阴影笼罩各地。一个诗句中的动词，恰好被放进了这场剧烈变化之中。“拼”与“奉”的距离，便不再只是两个字的距离，也是两种政治解释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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