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驻地。被俘的国民党中将郭勋祺刚被送到这里，陈毅便从山东赶来相见。两位相识二十多年的旧友再次面对面，谈的不是战场胜负，而是一段被时代反复推搡的人生。
陈毅见到郭勋祺，先打趣道：“大炮没有眼睛，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祺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喊着“仲弘”，眼泪很快掉了下来。刘伯承随后赶到，握住他的双手说，过去战场上的交手，不必放在心上。
郭勋祺听后十分惭愧，认为自己曾经站在共产党人的对立面。刘伯承却摆摆手：“明打不算，过去的事，不要介意。”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让郭勋祺放下了戒备。三个人之间的谈话，也由寒暄转入了往事。
1922年，陈毅从法国回国后回到四川，经过介绍结识了当时在刘湘部下任职的郭勋祺。两人年龄相近，都是四川人，谈吐之间很快有了共同话题。陈毅经常向他讲述国内局势和革命道理，郭勋祺虽然没有立即改变立场，却开始愿意接触共产党人。
1925年前后，郭勋祺参加过重庆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的活动，和杨闇公、肖楚女等进步人士有过来往，也多次与刘伯承见面。在大革命的社会氛围中，他曾组织群众活动，保护受到迫害的工人、学生和普通百姓。
这种倾向自然引起了刘湘的警惕。郭勋祺表面上得到升迁，实际却逐渐失去了兵权。权力被削弱，他并没有立刻退缩。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前后，他通过川军内部关系传递消息，并在危急时刻掩护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
陈毅也曾因此得到帮助。那段时间，郭勋祺把他安排在自己的住处，设法寻找脱身机会，还替受伤群众垫付医药费用。多年以后，陈毅提到这段经历，仍对他说：“那次要不是你帮忙，我很难脱险。”
然而，大革命失败后，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郭勋祺受刘湘影响，重新站到了共产党人的对面。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进入黔北，郭勋祺奉命率部参加土城一带的作战。双方激战之后，红军付出较大伤亡，部队转向赤水一线。
这场战斗后来成了郭勋祺心中的一根刺。他曾向陈毅解释，当时刘湘担心红军北渡长江，派他入黔更多是为了牵制和应付上级，并非真正想把战事扩大。可在战场上，命令一旦下达，个人很难置身事外。
抗日战争时期，郭勋祺与新四军的接触重新增多。他的部队驻地距离新四军活动区域不远，陈毅、谭震林等人曾与他会面，谈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郭勋祺为新四军提供过物资，也曾让部队为其行动提供方便。
有一次，他收到国民党方面关于“防共”的密电，没有照办，反而设法把消息通知了新四军，提醒对方提防摩擦。这样的举动并未逃过内部人员的眼睛。有人把他与共产党接触的情况报告上去，蒋介石随即以“作战不力”等理由撤掉了他的军职。
郭勋祺对此十分恼火。1939年前后，他曾派人联系新四军，表示愿意带部队过去继续抗战。可是，这个请求没有被接受。多年以后在宝丰，他终于当面对陈毅说：“九年前我想起义，你们为什么不要我？”
陈毅没有回避，解释道：“那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接受你的部队，政治上就会给蒋介石留下口实。”郭勋祺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逐渐明白，当时的拒绝并不是不信任他，而是出于统一战线的大局。
这场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刘伯承、陈毅向他介绍解放战争形势，又送给他一些毛泽东著作。郭勋祺在中原军区停留期间，开始重新思考过去的选择。刘伯承还曾提出，若他愿意，可以留在军政大学工作。
郭勋祺没有选择留下。他认为自己熟悉川军内部情况，回四川或许能做更多工作。于是，中原军区根据川军各部的情况，向他介绍争取起义的原则、对象和方法。几天后，郭勋祺踏上归途，却在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扣押，先后被送往白崇禧处，后来又被挟持到南京，软禁在国民党中央医院。
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郭勋祺通过同学向李宗仁方面疏通，才解除软禁。返回四川前，他抓紧机会做了几项工作。他劝总统府战地视察官金振声辞职回川，金振声接受建议，后来参与永川起义。
飞机经停汉口时，郭勋祺又找到陆军大学同学杨续云，劝他回到四川联系地方力量。杨续云回到自贡后，与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开始为迎接解放做准备。时间很紧，郭勋祺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回到成都后，他始终受到特务监视，却仍通过旧部和熟人传递消息，说明自己被俘后的真实经历，消除川军将领对解放军的疑虑。他还派人前往绵阳、眉山等地，劝说驻军不要继续抵抗。
在随后数月里，郭勋祺直接参与了成都地区国民党军五个师的起义工作。成都解放前，城内一度出现权力交接的空档，他发布命令维持秩序，还收容了一百多名失去依靠的军政人员，避免局面失控。
解放军接管成都后，郭勋祺参加有关善后会议，贺龙对他的工作给予肯定。四川省解放后，他先后担任省内重要职务。1959年年底，郭勋祺在成都病逝，终年64岁，安葬于磨盘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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