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院子里种的十几盆兰花是他唯一肯花心思打理的东西，每天清晨他都会挂着拐杖慢慢挪到院子里，一盆盆仔细看过去，哪怕有一片叶子枯了边也要盯着看好久。其实他根本算不上真正喜欢花，只是这些安静的植物不会说话，不会背叛，更不会像身边的人那样，用恐惧又厌恶的眼神看他，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选的这些兰花品种，全是第一任妻子年轻时在家中阳台种过的。
2003年秋天，他突然中风晕倒在家中，被护工送到医院后，院方按登记表上的联系方式挨个通知家属，打了一整天的电话，最后只接通了两个女儿的号码。大女儿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分钟，最后只淡淡留下一句“医疗费我会出一半，但我人在美国，回不去”就挂了电话，小女儿那边听到是他住院的消息，连话都没说直接就挂了机。
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开始伏案整理自己的回忆录手稿，那些手稿密密麻麻写满了他参与过的每一次行动，包括可能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甚至连行动经费的明细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写得极其冷静克制，字里行间没有半分情绪波动，像在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故事，只有写到第一任妻子那段内容时，纸面上能看到几处明显的墨水晕开的痕迹，没人知道那是他不小心打翻了茶杯，还是压抑了几十年的愧疚终于溃了堤。
2007年1月，他的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各个器官开始逐一衰竭，最后住进荣民总医院时，医生问要不要插管维持生命，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摇了摇头。弥留之际他偶尔会含糊地喃喃自语，守在旁边的护士努力辨认了好久，只依稀听清几个零散的词：“北平……机场……对不起……”没人知道他说的是哪桩陈年旧事，也没人知道那句迟到了几十年的对不起是说给谁听。
1月25日凌晨，监护仪上的波动曲线慢慢拉成了一条平直的直线，值班医生确认死亡之后，按程序联系登记的家属，这次电话终于打通了，接电话的是他第四任妻子的侄子，对方只说会过来处理手续，直到中午才慢悠悠出现，签完所有字就匆匆离开了，连停尸房的门都没进，一眼都没去看他的遗体。
他的葬礼是相关部门按规定公办的，最后到场的只有七个白发苍苍的旧同事，整个仪式不到二十分钟就草草结束了，连花圈都没几个。民政部门给他立的墓碑上，只刻了生卒年月，下面的位置空空荡荡的，没有悼词，没有亲属落款，什么都没有，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在这世上活过一样。
风穿过墓地边的柏树林，吹动几片枯黄色的梧桐叶，打着旋轻轻落在墓前新翻的泥土上，远处隐约能听到市区传来的车流轰鸣声，可这块小小的角落却安静得可怕，安静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几片叶子没待多久，又被一阵风卷着飘远了，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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