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年，盛京皇宫，皇太极改国号为清，重新整理宗室爵位。贝勒之上，正式出现亲王、郡王等等级。让人意外的是，皇太极的兄弟子侄不少，真正被封为亲王的，却只有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六人。
这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清朝早期的亲王，并不是皇帝儿子的固定待遇，而是政治地位、战场功劳和八旗权力交织后的结果。皇太极的几个儿子中，有人一生也只做到贝勒，甚至止步于镇国公、辅国公。
当时的亲王，最重要的门槛不是血缘，而是能不能掌握一旗。八旗制度既是军事组织，也是权力架构。旗主手里有军队、属人和财政资源，必要时甚至可以影响汗位继承。因此，亲王爵位往往优先授予这些能独当一面的宗室领袖。
代善是努尔哈赤长子，早年便参与征战；多尔衮、多铎兄弟掌握两白旗；豪格统领正蓝旗；济尔哈朗则是努尔哈赤弟弟舒尔哈齐的儿子。岳托虽是代善之子，也有长期征战和统兵经历。几个人的共同点十分清楚：不是单纯出身高，而是既有宗室身份，又有八旗实力。
阿济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是多尔衮的同母兄长，骁勇善战，长期承担硬仗，却在皇太极时期只获封郡王。原因并不复杂：他虽有功，却不是旗主。战功很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可以突破制度边界。
萨哈廉的情况更特殊。他是代善之子，也是正红旗旗主的继承人。皇太极称帝后，萨哈廉病逝，皇太极追封他为颖亲王，多少带有承认其功劳和安抚代善一系的意味。可他的儿子勒克德浑后来承袭的只是顺承郡王。由此可见，早期爵位并非父亲是什么，儿子就必然是什么。
皇太极在位时，对宗室封爵控制得很紧。多铎曾因过失被降爵，岳托也因家族中已有代善这位亲王而受到压制。功劳不够，不能封；势力太盛，也可能被压。亲王爵位既是奖励，也是皇帝用来调节宗室力量的工具。
1643年皇太极去世，年仅6岁的福临继位，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后来多尔衮成为实际上的摄政王。权力格局一变，封爵便不再只是对战功的评定，也成了笼络宗室的手段。
多尔衮将同母兄阿济格晋封为英亲王，既补偿了他多年征战，也是在抬高两白旗一系的分量。与此同时，硕塞等年轻宗室得到郡王爵位。硕塞当时年纪尚轻，军事经历有限，却得到高位，这说明封爵标准已经出现松动。
1649年，多铎因天花去世。多尔衮在回师途中，于大同一带将硕塞、尼堪、博洛封为亲王。三人都是年轻一代宗室，战功和资历无法与代善、多尔衮等人相比。诏令中特意区分其地位，称号与早期“和硕亲王”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承认了新旧亲王之间存在等级差距。
有意思的是，制度一旦开了口子，爵位的标准便很难重新收紧。随着清军入关，宗室作战机会减少，皇帝又需要抬高自己的兄弟和儿子，以牵制早期功臣后代，亲王便逐渐由“功封”转为“恩封”。
顺治时期，皇帝的弟弟博穆博果尔没有显赫战功，却被封为襄亲王。康熙的几个成年兄弟，也先后得到亲王爵位。康熙本人仍较为克制，24个序齿皇子中，生前封为亲王的只有少数几人；到了雍正时期，皇子数量较少，爵位授予便宽松许多。
乾隆在位时间极长，许多皇子起初只是贝勒、郡王，却因年岁增长和皇帝长期在位，慢慢等到了亲王。永璘便是在乾隆朝长期停留于贝勒，嘉庆即位后才晋封庆亲王。这里面未必都有惊人的功劳，更多是皇子身份和政治秩序所带来的待遇。
清朝后期，皇子封王越来越像宗室身份的自然延伸。亲王不再必须统领一旗，也不一定需要战场功勋，甚至不必经过多年考验。爵位从稀缺的权力凭证，变成皇帝安排家族秩序的一种制度性待遇。连晚清新增的恩封铁帽子王，也难与清初那些从战场和政变中拼出的王爵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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