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最近刊登了一篇批评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的文章，标题直指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却不令人信服"。这事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批评本身——阿西莫格鲁那些宣扬制度优越性的论断，包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内，被人批驳很正常。真正值得琢磨的是：为什么是《经济学人》来批他？

要知道，《经济学人》过去在这些议题上的态度，和阿西莫格鲁那些偏大众化、学术严谨性存疑的论调，并没有本质差异。甚至可以说，把阿西莫格鲁推上诺奖领奖台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学人》背后的政治力量，基本上是同一批人。所以这篇文章真正耐人寻味的，不是内容，而是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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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赢学：顺风时的利器，逆风时的隐患

阿西莫格鲁评价制度优劣的核心准绳，始终是经济发展。他通过殖民者死亡率推断殖民政策是发展还是压榨，进而推论制度好坏，最后用殖民地经济发展来验证。这套逻辑里藏着一个"危险"的推论：经济发展差，就证明制度差。

当然，他本人刻意回避"经济好就证明制度好"这个论断——为了绕开它，他甚至花了大量篇幅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好但制度并不好。他的实际逻辑是：制度更好的，长期看经济一定更好。逆否命题就是：经济长期不行，制度一定不行。

问题来了。如果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下滑，科技发展速度被中国赶超，那么按阿西莫格鲁自己的理论，发达国家的国民会得出什么结论？答案不言而喻。有人会说"要看长期，中国的上升只是短期事件"——但假如一个发达国家的国民，从记事起就看到本国衰落、中国上升，你拿什么说服他"长期"会不一样？毕竟，凯恩斯那句"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放在这里，格外扎心。

衰落期不能玩绩效赢学

所以对发达世界来说，阿西莫格鲁的主张只适合打顺风仗。一旦陷入僵局甚至逆风局，这套理论反而对发达世界"有害"。这或许正是他被抨击的深层原因：发达世界越早摆脱绩效赢学，才能越早为未来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竞争做准备。

至于中国，情况恰好相反。即便在逆风期——哪怕绩效赢学已经变成绩效输学——也应该坚持这套逻辑。上百年来，绩效赢学在中国已经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被视为理所当然。中国人只会说一句："你不能只在你赢的时候搞绩效赢学。"

另一个可能：社民主义转向触怒老东家

阿西莫格鲁近期还有一些偏社民主义的作品，主要反思欧美如何丢掉工人阶层，主张对高科技公司加强管控。这些内容无疑与《经济学人》一贯立场背道而驰。有观点认为，这才是他被批判的主因。

这个解释可能比"绩效赢学"的暴论更有道理——毕竟中间环节跳跃太大，才叫暴论。但有个疑点解释不通：为什么《经济学人》要连他获诺奖的作品一起批判？他那个方向的研究原本很符合《经济学人》的胃口。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奖得主同样发表过不少"离经叛道"的言论，却从未被这样对待，他们的诺奖作品也从未被如此攻击。

这次批判颇有点"批倒批臭"的意味。如果只是针对近期观点，大可不必涉及诺奖作品。要么是阿西莫格鲁早期观点在那些人看来也有风险，要么是他们过于恐惧他现在的思想，必须彻底批倒批臭——这可是其他人未曾有过的待遇。难怪阿西莫格鲁自己说，这是一篇"hit piece"（恶意攻击的文章）。

这场论战的走向，或许比表面看起来更值得关注。它不只是学术之争，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发达世界在意识形态竞争中的焦虑与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