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8月，上海静安寺附近，几名刚从香港调来的印度巡捕，第一次成队出现在租界街头。他们头戴红巾，手执短棍，负责巡逻和维持交通。路边有人低声嘀咕：“这些人也是巡捕？”旁边的车夫答道：“是洋人带来的。”
这不是普通的治安调动，而是近代上海租界权力结构的一次变化。印度巡捕的出现，与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中国被迫开放租界，实际上是同一套殖民秩序下的两个结果。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特许，开始经营对印度的贸易。此后，英国逐步扩大军事和经济控制。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英国镇压起义后，于1858年通过法律，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改由英国王室直接管理印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不再是一个保持完整主权的国家，而成为英帝国的重要殖民地。英国本土人口有限，却要维持遍布亚洲、非洲的庞大殖民体系，单靠英国士兵远远不够。招募当地人、训练当地人，再让他们替殖民者管理当地人，便成了成本最低的办法。
印度军人和警察因此被大量编入殖民体系。他们在印度受英国官员控制，到了中国租界，又被派来执行英国人的命令。身份发生了变化，权力来源却始终掌握在殖民者手里。
上海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大多来自旁遮普地区，其中不少是锡克族人。红头巾、浓胡须、制服和警棍，使他们很快成为街头醒目的身影。工部局需要他们站岗、巡逻、疏导交通，也需要他们在华人社会中执行租界法规。
有意思的是，印度巡捕在租界内部并不是最高等级。洋人巡捕处在上层，华人巡捕居中，印度巡捕往往位于较低位置。他们既是殖民体系的受压者，又成了租界制度的执行者，这种夹在中间的处境，决定了他们在华人眼中格外刺眼。
租界里的普通中国人，很难把印度巡捕看作单纯的交通警察。车夫、小贩、报童和小商人，常常要面对他们的呵斥、驱赶，甚至棍棒。1889年，《申报》曾报道印度巡捕殴打华人的事件；同时期在沪外国人的记录中，也能见到他们粗暴执法的描述。
“阿三”究竟从何而来，至今没有一条能够完全坐实的解释。较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它与上海方言和租界里的洋泾浜语言有关。上海人称呼外国巡捕时，可能将某种外语称谓译成“阿三”，久而久之，便成为对印度巡捕的固定叫法。
另一种解释，和巡捕房内部的等级有关。印度巡捕在洋人、华人之后，常被视为第三等，于是“阿三”便带有“排在第三”的意味。还有学者认为，“三”在上海俗语中本来就常用于贬称，这个称呼因而逐渐染上嘲讽色彩。
这些说法各有依据，却都难以证明某个人在某一天创造了这个词。现有材料显示，1909年《申报》刊登的小说《夜花园》，已经出现“红头阿三”的说法。小说写夜间出行的人担心被印度巡捕拦截，说明这一称呼当时已经进入上海市民的日常语言。
真正让“阿三”恶名扩散到全国的，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5月30日，上海学生和工人在租界内举行反帝示威，英国巡捕向人群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最初确认死亡者为13人。印度巡捕并非开枪决策者，但他们参与了租界警务，因而在舆论中被视作殖民暴力的直接执行者。
此后，报刊、漫画和街头传单不断描绘红头巾、警棍与租界巡捕的形象。1926年北伐开始后，反帝情绪进一步高涨，印度巡捕被塑造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帮凶。“阿三”也由上海街头对特定巡捕的称呼，逐渐扩展为对印度人的泛称。
但必须分清，历史上遭到中国人憎恨的，主要是租界警务制度及其暴力执行者，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所有印度人。印度普通民众同样长期承受英国殖民统治，许多人也曾参加反殖民斗争。把殖民压迫者和被殖民者混为一谈，反而遮蔽了这个称呼背后的真实历史。
“阿三”之所以流传，不只是语言偶然变形，更是半殖民地上海社会留下的权力印记：英国人掌握制度，印度巡捕执行命令，中国民众承受盘剥。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称呼，便在租界的警棍、报纸的铅字和街头的冲突中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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