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医院的病房内，周恩来病情已十分严重。就在李先念前来看望时，卧床的周恩来谈到一名被隔离审查多年的将领，语气低沉地说：“温玉成不是我要关的，我也是被逼的。”这句话并非一般的病中闲谈，而是一个长期压在心头的政治难题。
李先念听出了其中的分量。周恩来当时仍在处理大量政务，却已无法像过去那样亲自协调所有事情。温玉成的处境，正是特殊年代复杂局势的一个缩影：一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军人，因为身处权力交错之地，最终被卷入并不擅长应对的斗争。
温玉成是江西兴国人，少年时期便参加革命活动。十五岁左右加入红军后，他先后做过宣传、政治工作，也真正上过战场。这样的经历，使他既有较强的组织观念，也形成了一个十分鲜明的性格：军令下达，便设法完成；至于命令背后的派系关系，他往往并不多作揣摩。
长征途中，温玉成曾任红八军团第六十二团政治委员。湘江战役期间，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担负掩护任务的部队伤亡尤其严重。温玉成带部坚持阻击，为中央纵队转移争取时间。后来，他又经历了西路军的失败，负伤被俘后设法脱身，辗转寻找队伍。能重新回到革命阵营，本身就是一次生死考验。
抗日战争时期，温玉成主要在新四军工作，曾率部在苏南等地坚持敌后斗争。日伪军频繁“清乡”，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制造摩擦，部队生存条件十分艰苦。沙洲一带的战斗，后来被认为与京剧《沙家浜》所表现的历史背景有一定联系，但艺术作品经过了加工，不能简单等同于某一场具体战斗。
解放战争中，温玉成转战东北，因部队行动迅速、善于追击，被官兵称作“铁脚师长”。四平作战期间，东北野战军各部都有损失，当上级需要调兵补充攻坚力量时，温玉成没有过多计较本单位得失，服从了统一安排。这类关键时刻的表现，使他得到林彪等人的注意。
新中国成立后，温玉成担任第四十军军长。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第四十军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之一。10月25日，志愿军在温井地区与敌军交战，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温玉成率部参加了战争初期及后续作战，部队表现受到上级肯定。
回国后，他进入军事院校学习，随后担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68年，温玉成调任副总参谋长，并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个任命把一名能征善战的军人推到了全国政治和军事活动的中心位置，也让他第一次直接面对极其复杂的人事关系。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温玉成长期在部队工作，习惯于把服从命令视为基本原则。调令来自中央，他便接受；不同方面交办的事情，他也尽量照办。可在那种环境下，同一件事往往不只是工作本身，还牵涉立场、关系和政治判断。温玉成不善于揣摩这些隐含因素，结果反而容易同时触动不同方面。
据相关回忆材料，黄永胜身边一名工作人员曾写过一封内容敏感的举报信，并要求温玉成转交。温玉成看过后没有立即处理，后来又把信送到了林彪办公室。这个举动使他被怀疑与林彪关系密切，也给了反对者攻击他的口实。
1970年，温玉成被调往成都军区任副司令员，实际工作受到限制。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很快被隔离审查。此后多年，他一直处于关押和审查状态，许多具体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
周恩来并非不知道温玉成的情况。只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许多事情不能按照个人判断来办。即便身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需要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病床上的那句“不是我要关的”，包含的正是这种无奈。
李先念当时对周恩来说：“总理，您放心，这件事我来处理。”这段对话的细节，见于有关回忆叙述。它未必能替代完整的档案结论，却说明周恩来一直记挂着这名老部下，也清楚温玉成所受处置存在疑点。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温玉成结束了长期的隔离审查。后来，中央对其问题作出处理，恢复了相应待遇。离开北京后，他回到南京生活。晚年谈及那封举报信时，温玉成常感到自责，因为写信的工作人员也曾受到牵连，而他始终认为自己当年的处理不够妥当。
1989年10月29日，温玉成在南京病逝，终年七十四岁。按照遗愿，他的骨灰没有安放在八宝山，而是安放于井冈山烈士陵园。那里有他早年参加革命时所熟悉的名字，也有那支队伍留下的最初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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