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七堇年一直与自然保持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她在采访中讲了一个旅行中的细节：在伦敦这样一座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很多游客会选择博物馆、历史建筑和艺术展览，但她却更喜欢坐在海德公园的一棵树下，什么都不做，只是感受那个空间里的自然气息。
户外真正成为她的生活，是在2018年前后。
职业写作20年，她进入心流的时间越来越少。曾经那种投入创作、浑然忘我的状态，因为太“职业化”而变得稀薄了。与此同时，都市生活的目的链条——读书为了文凭，文凭为了工作，工作为了报酬——让人不可避免地陷入虚无。
2018年被她称为自己的“上天入地元年”。从徒步开始，她慢慢接触更复杂的户外运动；她学习攀冰、攀岩，尝试滑翔伞，最终发现，真正吸引自己的始终是山。
山提供了一种城市生活无法给予的经验。城市里，人容易被各种身份定义。作家、职业人、消费者、某个家庭成员，甚至是别人眼中的成功或失败者。但进入自然之后，这些身份都会暂时消失。面对一座山峰，一个人首先面对的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恐惧和自己的极限。
而她对攀岩的着迷，是因为它是“纯粹的难”。生活中的困难是混沌的，藏在关系、情绪、无常里，简单的小事背后是复杂的人性，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攀岩的困难是纯粹的、可训练的。岩壁上的问题非常直接，它需要力量，也需要技巧；需要勇气，也需要耐心；需要判断路线，也需要控制情绪。它不是单纯依靠身体，也不是单纯依靠意志，它要求人在极度专注的状态下，与自己的身体建立联系。而这种状态，其实正是她过去在写作中熟悉的东西——心流。
“攀岩调动的是全方位身心，一边做物理，一边做数学，同时还要做体操。”七堇年说，那种高度专注带来的心流感，写作已经很难再给了。“最开心的时候是变回猴子的时候——奔跑、跳跃、攀爬。我把它形容为：返祖的快乐。”
有一次去野外攀岩，当地老乡走过来问教练：“你们爬这个有奖吗？”七堇年把这段对话写在了小说集《巧克力与佛》里。那一刻也让她顿悟到，这件事的乐趣就在于“没有奖”。它毫无功利目的，纯粹是大脑里的多巴胺奖赏回路。
高海拔攀登更称得上是一门受苦的艺术。头痛、呕吐，凌晨一点爬起来冲顶，每一步都在雪地里高抬腿，每一步都在问自己“我吃错什么药了”。但正是在这种荒谬中，人突然意识到：原来最饱满的事情，就是不为了什么而做。我只是在度过我的时间，以我选择的方式。
大概两年前，七堇年在凉台沟攀冰之时意外冲坠造成脚踝韧带断裂，做完手术后的半年，她只能坐轮椅、拄拐杖，慢慢康复。
那次受伤让她第一次切身体会到“失能”是什么感觉。一个健全的人，在失去行动力的瞬间，才意识到此前的一切理所当然有多脆弱。她想起了史铁生——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联想，而且有了生理上的共情。一个创作者最幸运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经验是白白经历的。那些狼狈的、痛苦的，甚至有点黑色幽默的日子，最后都会汇入文字，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力量。
伤病之后，再次面对冰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攀冰与攀岩不同，冰壁看似提供了抓点，但冰锥和冰况本身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攀冰过程中，攀登者无法像岩壁上一样依靠牢固的保护点承受动态冲坠。
对于一个曾经在冰壁上受过伤的人来说，重新拿起冰镐、重新面对冰面，意味着重新面对曾经的恐惧。但到了新的冰季，七堇年还是选择回到冰壁前。
她从简单的路线开始，一点点恢复对这项运动的信任。而重新攀冰带来的成就感，也让她意识到，攀登真正吸引自己的地方，并不只是抵达顶峰，而是在直面害怕的事情时，重新找回对自己的信心。
这种感觉，在回到凉台沟的一次攀登中达到了顶点。从远处看，那并不是一条特别夸张的线路，但当她攀爬到高处时，冰况突然发生变化。原本看似完整的冰壁，实际上像悬挂的冰凌一样脆弱。冰镐难以稳定打入，冰锥也无法提供足够可靠的保护。前方的路线变得危险，而退回去同样困难。
她告诉自己不要慌，停下来，深呼吸。她最终没有继续硬冲，而是选择横切，寻找冰况更好的位置。这个过程同样充满风险，因为横切意味着身体可能产生摆荡，一旦失误，后果无法预料。但她最终完成了这段移动，抵达更安全的位置，并继续向上攀登。
七堇年说，那是自己40年来第一次如此强烈地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只有自己知道那半个小时经历了什么。她知道自己面对了怎样的恐惧，也知道自己如何在恐惧之中保持冷静，最终做出了正确选择。那个意义是结结实实的。
“我活了40年，从来没有为自己这么骄傲过。在城市生活里，你很难有这种成就感。写作的成就感，拿奖也好，好评也好，都是主观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攀登不一样，你克服了一个很原始的恐惧，完成了一件你以为做不到的事情——这种成就感太迷人了。”
在进入山野之后，七堇年也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同行者。搭档擅长认路、看地图，她擅长开车、领攀。她们就连在怕虫这件事上都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补：她怕甲虫，搭档怕蠕虫。六七年下来，在路上遇到的糟心事太多：车爆胎、天气突变、迷路。两个人“有卧龙必有凤雏”，再遇到什么困难，都能用幽默化解。
这种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也正是攀登关系中最特殊的一部分。在山上，保护员握着绳子的另一端。当一个人站在岩壁或者冰壁上，真正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另一个人时，对方的判断、经验和稳定，会成为你最直接的依靠。那双手是否可以信任，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
那些关于山、关于恐惧、关于选择，关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瞬间甚至是微妙的恶意，最终汇入了她的小说世界。《巧克力与佛》中的这些人物没有某个具体的原型，七堇年说，那是“观察到的素材和虚构的混合”。但在那些走在山里、贴在岩壁上的时刻，她一定见过他们的影子。
智利和阿根廷南部的国家公园，巴塔哥尼亚的高原，风大到人站不稳。回来后，她写了一本薄薄的口袋本游记，轻松、幽默、愉快。她说这很能代表她现在的生活风格和写作风格。去之前，她没想好要写什么，只是“一直想去”——那个地方离家太远了，但风景又太吸引人了。
小时候，她压抑、困顿，那种灰暗是没有缝隙的。但现在，走了这么多地方之后，她非常庆幸自己来过。她说35岁以后，刚刚跟生命建立了友谊，刚刚进入蜜月期。人得有一个自己的爱好来滋养生活，你自己也在被滋养。
紧迫感还是有的。如果20岁开始攀岩，她现在也许已是高手了。但更大的紧迫感来自于天地。在云南一个小县城的饭馆墙上，她看见一张西藏地图，她用了10多天走过的地方，在地图上只有不到五十分之一。世界太大了，而一生又太短。
七堇年正在翻译两本关于攀岩的书，一本是徒手攀岩的Alex Honnold的母亲Dierdre Wolownick的传记——这位女士在55岁之前，是一名作家、语言教师和艺术家，与体育和运动似乎没有太多关系，但她后来攀上岩壁，并在66岁时登顶酋长岩，重新定义了人生可能开始的时间。另一本《攀岩的禅意》则试图回答另一个问题：攀登真正改变的究竟是什么？它或许不是一个人能够到达多高的高度，而是在一次次面对岩壁的过程中，如何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
从书桌到岩壁，从文字到身体，从为意义焦虑到接受“过程就是一切”，这与其说是转型，更像是一种归位。一个曾经困在房间里的人，终于找到了让自己感觉“活着”的方式，而文字也因为这段旅程，获得了新的土壤。
撰文：付茸
编辑：XIAN
设计：GAN TIAN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