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老师认为“中国不会经历经济结构大幅调整”,而是会在一次更市场化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后,快速摆脱‘通缩预期’,因此整个结构调整未必需要复制日本‘失去的十年’,而且我国房地产价格调整已经明显快于日本当初”。

我个人认为,樊老师的这个判断是成立的,但“房地产价格触底”与“经济周期触底”不一回事,甚至结构性导致的数据触底和增量驱动下的红利性反转也不是一回事!

毕竟,我们14亿人是日本总人口的13倍左右,因此,在产业结构、经济总量、资产负债表规模、社会总福利、就业人口总数、历史经验、国民耐受度、政策执行力、社会发展阶段、综合国力等各方面和日本差异都很大!

所以,我认为,放在我们的大数据面上,价格一定可以快速出清,但不等于资产负债表和需求可以同步修复在总数面上的数据分到结构里,依然会有很大的区别,红利获得端和定价转移端的体感差异也会持续存在,但整体上,相较日本的经济深度,我们可周转的债务托底空间显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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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必然能比日本调整得快!

日本当年是闭卷考试,没有答案,所有的的调整都非常慢,而中国房地产的“价格—数量”出清已在政策有序引导下进行了很久。

我们看到,日本房地产泡沫在1991年前后破裂,官方地价此后连续14年下降,到2005年住宅地价较峰值下降约45.8%,商业地价下降约69.4%。

与此同时,日本银行虽然从1991年开始持续降息,1995年政策利率已降至0.5%,1999年进一步降至零,但经济仍长期低迷,日本实际上是金融行业先进入“货币通缩”,再进入“低利率陷阱”以及“国际分工加速”,最后则是”银行穿表、杠杆破裂“!

从经济学看,当市场增量托不住存量时,就会出现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资产价格崩溃→企业和家庭净资产缩水→开始去杠杆→信贷需求萎缩→货币政策传导失效→需求长期不足。

这导致,1990年代日本实际GDP平均增速仅约1.3%。

而我们当下,则呈现出另一种特征:我们在房地产上的出清干预是很快的,且政策不断前置、这就得以让整个金融体系没有发生日本式系统性银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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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按今年的数据看,2026年1—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9.2%,新开工下降24.0%,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1.8%,销售额下降13.1%,

这意味着开发商、土地市场和房地产投资端我们还是在进行大规模的“数量出清”。因此,价格端也一直在维持结构性出清的特征,但因为豪宅、二手房在政策刺激下较为景气!因此,截至2026年7月,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总体持平,上海、广州、深圳仍上涨;70城中有23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比上月增加2个。也就是说,从结构看,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块已经逐渐从“全面下跌”转向“分化定价”,且在量价贡献上,已经可以深度影响全国房地产数据。

所以樊纲所谓“快”,更准确地的表达是:中国房地产正在用更短时间完成价格重估和企业出清,而不是说房地产已经完成全面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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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为什么具备比日本更快完成出清的条件?

首先,我们发生房地产问题时,没有日本类似的土地税、房产税、遗产税等一系列问题,土地的性质也不同,加上,三架马车经济下,另外两架依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而日本泡沫破裂时,制造业和人口红利已经相对成熟,经济潜在增速本身明显下降,全社会其它部门都缺乏扩张性资本,而我们因为国有资本领投和宏观调控引导,至少在行业上始终有扩张性行业,并产生大量的红利阶层。

我们看到,2025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占规上工业增加值17.1%,而到了2026年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再增长5.5%,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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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哪怕我国房地产的资本形成能力下降,但制造业和科技产业仍能承接部分资本,这点从产业看是中国与1990年代日本最大的结构性差异之一。

同时,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7.89%,2020—2025年平均每年提高约0.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五年还是增加了约5200万人,虽然速率大幅下降,但人口红利还是在供养城市带的产业扩张,只不过,和房地产趋势一样,从全国总量扩张转向区域集中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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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点上,我觉得倒是和日本相似,那就是房地产最大的投资机会,不是“全国房价重新上涨”,而是高端住房需求向核心城市集中,这本质上还是优质资源的结构化稀缺性定价。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樊纲特别强调年轻科技人才、大城市的豪宅消费,它实际上代表的是房地产市场从“投资品”向“消费品”和“区域分化资产”的转换。

最后,日本的财阀和农协集团,都是东京很难协调的利益方,而我国的银行体系,却大部分是国有金融机构、且有较高居民储蓄率、资本账户管制以及较强的政策协调能力

这使得房地产资产价格下降时,通过政策可以通过展期、重组、降息、地方债务化解、保障性住房、政府收储等方式,把冲击拉长并分散,降低一次性金融危机概率。

简单而言,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本身就是为宏观缓冲垫,居民端虽然削减了财富效应(信心下降和预防性储蓄压制消费),但换来了整体危机的可能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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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格出清”不是“周期见底”

2026年上半年,我国GDP仍增长4.7%,但二季度降至4.3%,其中房地产增加值仍为负,这说明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尚未结束。

更重要的是,房价高低是相对的,但资产负债表修复速度是居民预期真实可感知的。

经济学上,可以这样理解:房价下降导致地产开发商去杠杆 ,引发地方财政收缩,导致居民财富下降、福利体感减弱,引发消费需求下降,抑制社融扩张,引发总需求不足。

只要这条链条仍然存在,即使房价跌幅已经收窄,也会出现:“房地产价格见底了,但经济需求还没有见底。”

这是日本当年深陷的核心原因,因为日本的问题从来不是“房价跌得太久”这么简单,而是泡沫破裂之后,企业花了很多年修复资产负债表,银行又花了很多年确认和处理不良资产,最终形成长期通缩预期。

当下,IMF认为我国当前主要矛盾依然是内需不足、房地产调整、地方财政压力和通缩压力相互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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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应该把上面的拆分成相对的快和慢去看!

“快”:

房价重估快、房企退出快、土地市场收缩快、产业替代也快;

“慢”:

居民信心修复慢、消费恢复慢、地方财政修复慢、房地产库存消化慢。

只有房地产销售重新增长、居民储蓄率下降并转化为消费、民营企业资本开支重新扩张,那么整个调整优化的周期才会结束,我们目前已经出现部分积极信号,但尚未形成完整闭环,2026年8月制造业PMI有所改善,新订单和出口订单回升,但国内需求仍偏弱。

因此,樊老师的方向是对的,但时间判断上缺乏核心数据支持,我们最大的优势依然是”人多力量大“,而最大的风险则是“生产端已经在换档,但需求端却仍在去杠杆”,这种新结构性失衡是目前比较粘性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们的经济稳中有升,各项数据从总量切质量的升级趋势依然不变,也许我们正处于类似美国2012年的房地产拐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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