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来过澳洲的人，未必到过它的首都堪培拉。大家通常去的是悉尼、墨尔本、大堡礁、黄金海岸，深度游可能去塔斯马尼亚，有业务往来则可能去珀斯。
堪培拉人口不到50万，和悉尼、墨尔本相比，像一座安静的“公务员之城”。
有意思的是，堪培拉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出来的。1912年，美国建筑师沃尔特·伯利·格里芬赢得设计竞赛，城市随后围绕湖泊、山体和国家建筑轴线展开。
而这里最值得去的地方，我觉得是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走进去你才会发现，除了中国，亚太还有一个国家曾与日本打到生死边缘，并在战后几十年里坚持调查、审判和保存相关历史。
这个国家，就是澳大利亚。
一艘潜艇，把战争送到澳洲家门口
战争纪念馆里保存着一艘特殊的日本袖珍潜艇。
它不是复制品，而是由1942年袭击悉尼港的两艘受损日军潜艇残骸拼接而成。
1942年5月31日夜间，三艘日本袖珍潜艇闯入悉尼港，试图袭击盟军大型军舰。
一枚鱼雷没有击中目标，却炸沉澳大利亚海军住宿舰“库塔布尔”号，造成21名水兵死亡。
2月19日，日军机群对达尔文港和城区发动两轮大规模袭击，至少造成250人死亡。
此后约20个月，澳大利亚北部从西部的埃克斯茅斯到东部的汤斯维尔，遭遇近百次空袭。
过去不少澳大利亚人觉得，自己隔着茫茫大海，战争很难打到家门口。
日本人的炸弹却告诉他们：太平洋不是护城河，距离也不等于安全。
日本未必想吞下澳洲，却想掐住澳洲命门
日本高层虽然研究过进攻澳大利亚的可能性，却没有正式通过全面占领澳洲大陆的计划。
澳大利亚面积太大，日本也拿不出足够兵力和运输能力。
日本更现实的目标，是拿下莫尔兹比港，控制新几内亚及周边岛屿，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的海上联系。
说得直白一点，日本无需吞下整个澳大利亚，只要卡住澳美补给通道，就能让它在战略上陷入孤立。
1942年，澳大利亚军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崎岖的山地和雨林中阻挡日军南下。
道路泥泞、补给困难，士兵既要面对敌军，也要应付疾病、饥饿和恶劣地形。
澳大利亚最终守住莫尔兹比港方向，却付出不小代价。
因此在澳大利亚的国家记忆中，对日战争不是遥远的海外冲突，而是关系本土安全的生死之战。
两万多人被俘，约八千人没能回家
太平洋战争期间，超过2.2万名澳大利亚军人和近40名护士被日军俘虏，很多人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新不列颠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落入日军手中。
战争结束时，约8000名澳大利亚战俘已经死亡，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饥饿、疾病、强迫劳动和暴力虐待，让许多幸存者回国后仍终身带着伤病与心理创伤。
最惨烈的事件之一，是山打根死亡行军。
大约2400名澳大利亚和英国战俘被关押在北婆罗洲。
随着战局恶化，日军强迫他们穿越约260公里的丛林山路。掉队者可能被杀，留在营地的人同样未能幸免，最后只有6名成功逃脱的澳大利亚人活了下来。
战争可以用一纸投降书结束，一代人的噩梦却不会自动消失。
澳洲的“死磕”，不只发生在战场
1943年，澳大利亚政府便任命昆士兰州首席大法官威廉·韦布，调查日军虐待、杀害战俘等问题。韦布后来还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
战后，澳大利亚依据1945年通过的《战争罪法》，在拉包尔、达尔文、新加坡、香港和马努斯岛等地设立军事法庭。
从1945年11月到1951年4月，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共进行296场战争罪审判，924名敌方人员受审，其中148人被判死刑并执行，另有496人被判监禁。
一直审到1951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磕到底”。
这些审判并非毫无争议，死刑适用、程序标准和“胜利者审判”至今仍有讨论。
但大量证词、调查材料和庭审记录因此被保存下来。
历史一旦进入档案和法律体系，就很难被轻描淡写地抹掉。
记住历史，不等于延续仇恨
更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没有把对战争罪行的追究，变成对日本人的永久仇恨。
悉尼港袭击后，澳方找到阵亡的日本潜艇艇员，不但没有侮辱遗体，反而为其举行带有军事礼仪的葬礼，随后将骨灰送还日本。
1944年，日本战俘在新南威尔士州考拉战俘营发动大规模越狱，造成4名澳大利亚军人和超过230名日本战俘死亡。
如今的考拉既保留战俘营遗址，也有日本战争公墓和日本庭园。
当地纪念澳大利亚死者，也妥善维护日本人的墓地。
罪行必须调查，受害者必须纪念，但死者可以得到尊重，下一代也不必继续仇视彼此。
在我看来，这比天天喊口号高明得多。
真正牢固的历史记忆，不需要靠制造新的仇恨维持。
昨天是敌人，今天成为伙伴
1952年，澳大利亚与日本恢复双边关系；1957年签署通商协定；1976年签署友好合作基本条约。
进入21世纪后，两国关系转向安全合作。
2007年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宣言；2014年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互惠准入协定》于2023年正式生效。
2025年，日本仍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双边货物与服务贸易接近千亿澳元。
今天的澳大利亚不是“反日国家”，恰恰是日本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
但成为伙伴，不代表澳大利亚在所有问题上迁就日本。
日本长期以“科学研究”为名在南极海域捕鲸，澳大利亚直接把日本告上国际法院。
2014年，国际法院判决澳大利亚胜诉，认定日本相关计划不符合国际公约对科学研究捕鲸的要求。
一边加强防务合作，一边该起诉就起诉，看着像“翻脸比翻书快”，其实逻辑很清楚：合作归合作，原则归原则。
澳洲真正“死磕”的，是遗忘
所以，澳大利亚与日本“死磕到底”，不能理解成澳大利亚今天还在和日本对抗。
澳大利亚真正坚持的，是把战争伤痛写进档案、放进博物馆、带进司法程序，再通过纪念活动传给后来人。
同时，它又能根据现实利益与日本恢复贸易、推进和解，甚至建立安全合作。
我认为，这至少说明一件事：铭记历史与发展现实关系，从来不是只能二选一。
忘掉历史换不来真正的友谊，沉迷仇恨同样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既不替侵略者洗白，也不把仇恨无限传递下去；该追责时追责，该合作时合作，或许才是成熟国家面对历史的方式。
堪培拉战争纪念馆里那艘残破的日本潜艇，今天已经不会再发射鱼雷。
但它仍在提醒每一名参观者：和平不是因为战争从未发生，而是因为有人坚持把战争为何发生、造成什么后果，原原本本地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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