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可以，但绝不能越界。理性表达、尊重边界，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
记者 | 吴 雪
10天，48795件诉求！为何？只为几个少年在舞台上该跟谁站在一起、该站几个人。
诉求当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这不是公共服务的民意调查，而是一场偶像演唱会的“副产品”。
2026年8月，时代峰峻旗下男子组合“TOP登陆少年”在徐州连办四场演唱会，吸引近10万歌迷奔赴徐州。比客流更汹涌的，是涌入12345热线的诉求洪峰。两方粉丝批量拨打、集中提交工单，在社交平台传播教程，教人反复举报、制造占线。徐州12345被迫启动“战时机制”，7×24小时人工值守，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至43人，持续八个昼夜鏖战。真正涉及安保、噪音等公共事务的诉求，少之又少。
9月1日，“徐州12345”公众号发布处置情况，次日删除。舆论炸开。
当一群粉丝为了“偶像该跟谁站一起”狂打近5万通电话攻陷12345，我们不得不追问：这到底是民意表达，还是公共资源被系统性绑架？承载民生期盼的政务热线，岂容饭圈异化为“刷数据”的榜单？对此，《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和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兢忆。
这不是“民意”是“私斗”
有粉丝辩称，自己购买了演唱会门票，属于消费者。由于演唱会选曲“有问题”，且公司不重视粉丝诉求，所以只能通过政务热线“向上反映”，投诉维权完全正当。
没错。但权利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消费者可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反映问题，不等于可以有组织、有策划的集体施压。
12345的法定职责定位，是受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咨询求助。舞台编排属于演出方商业自主范畴，既非公共服务，亦不涉及公共利益。有文旅局工作人员吐槽：“我们批的是演出许可，不是CP分组方案。”
问题根源在于饭圈逻辑的溢出效应。崔丽丽告诉《新民周刊》，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饭圈文化正在从早期的情感共同体，逐步演变成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数字行动共同体。这种演变塑造了粉丝“数量即力量”的认知。在超话、榜单、数据竞争中，人多就是正义；如今这套逻辑被直接迁移到12345：诉求越多，就越该被解决。
更值得警惕的是集体行动的去个体化心理。崔丽丽强调，集体拨打让个体责任感急剧降低——“打得人多了，我不再觉得自己在滥用公共资源，只觉得自己在完成群体任务。”这是典型的社会群体行动心理。与此同时，饭圈强烈的“我们vs他们”身份认同，也在不断侵蚀公共理性，而数字技术使得这种群体行动的组织成本几乎降为零。
于是，12345被当成了投票箱，博弈者的目标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海量诉求制造声势。有截图显示，个别人将此视为“勋章”。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张兢忆律师则认为，反映问题本身没错，但粉丝在不理智状态下造成的平台拥堵，已违背12345设立初衷不是在缓解社会压力，而是在扩大矛盾。
张兢忆指出，如果行为极其恶劣，可能涉嫌行政违法层面的治安管理处罚。公共秩序可以延展至网络空间，存在明确组织煽动、在得到答复后仍继续煽动的，治安管理可认定为扰乱公共空间，刑事层面则可能定性为寻衅滋事。
娱乐法专家李振武也指出，批量举报行为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扰乱单位秩序，情节较重者可处拘留。2025年国办意见明确：恶意扰乱12345热线秩序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9月2日，微博多个煽动账号被禁言，但评论普遍认为，处罚与恶劣影响仍不相称。面对大规模、有组织的公共资源挤占，必须动用法律手段以儆效尤。
谁之过？经纪公司“隐身”转嫁矛盾
事实上，近年来，一些粉丝群体形成了“一言不合就举报”的风气，根本上与畸形饭圈生态长期鼓励非黑即白的阵营思维有关。
很多未成年粉丝尚未形成成熟的法治思维和权利边界意识，就被封闭的圈层灌输一种幻觉，误以为只要藏在群体里，任何行为都是安全的。利用举报、投诉铲除异己，一言不合就对异见者网暴、开盒，就是这种幻觉导致的恶果。
粉丝有责，但责任不止一端。时代峰峻长期奉行“不回应、不沟通”。粉圈争议积怨已久，内部得不到回应便外溢至公共渠道。有评论质疑：经纪公司是否故意激化矛盾以维持热度？是否从集资、应援、流量运营中获利？有评论指出，资本操控粉圈、榨取商业价值的典型手段，就是“虐待产生忠诚”“越心疼越氪金”。
张兢忆律师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法律未要求经纪公司必须回复粉丝，但法律只是底线。若想好好运行，经纪公司就应承担起作为矛盾一方、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经纪公司与粉丝两头把矛盾转嫁给12345，极不负责任。
企业不能只享受粉丝经济带来的商业利益，却拒绝承担引导粉丝理性表达的社会责任。
不能用公共资源为私斗买单
徐州12345公众号发文的本意，或许是想宣传一下自身的工作态度和成绩。帖文中，甚至用了“八昼夜坚守战一线”的表述。但公众读出的却是另一层含义——正常的民生服务秩序被粉圈争斗裹挟，宝贵的公共资源被无理诉求平白消耗。
这些本该用在民生问题上的精力与时间，被消耗在无意义的重复投诉上，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徐州12345的处理方式也暴露出一个问题：“接诉即办”的善意机制，适配的是零散、个体化的真实民生求助；在组织化、规模化的打榜式诉求面前，这套机制显得力不从心。谁来甄别虚假博弈诉求？谁来清理无效诉求、畅通群众的求助通道？
当粉丝们为“双人舞台去留”疯狂拨打电话时，真正需要帮助的市民或许正在排队等待，那些关于水电维修、消费维权、政策咨询的急切声音，不应该被淹没在“我家哥哥必须站C位”的喧嚣里。
此前，“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的新闻登上热搜，引发了公众对12345奇葩诉求的讨论。国家早已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12345热线受理范围，划定服务边界，但这边界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更需要各地在执行中守住底线。对于明显超出受理范围的诉求，该拒就拒，该劝就劝，该分流就分流。
崔丽丽认为，12345的判断标准是“是否属于公共治理范畴”，饭圈使用的却是“数量原则”——诉求越多就越该解决。两种逻辑的根本错位，才是这次冲突的本质。
张兢忆并不建议“一刀切”屏蔽或关键词过滤。她认为，12345本身可以转接协调，问题在于被不理性地使用。更合适的做法是设计门槛把不理性行为排除在外，从源头定性，并予以处理和遏制。
公共资源宝贵且有限，它不是饭圈的出气筒、许愿池。追星可以，但绝不能越界。理性表达、尊重边界，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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