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纸币从兑换券到国家货币的演进|交子|兑换券|国家货币|宋代纸币|币值|银行券

10—11世纪初，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西方纸币的出现时间则晚了约600年。中国传统纸币在明朝中期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纸币则不断演化发展为现代国家货币。东西方货币发展路径虽不同，但其基本逻辑是一致的。二者都经历了金属货币和纸币两个阶段。从货币演进历程看，银行券等货币创新大多由私人部门主导，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和财政重要支撑，始终与政府紧密相关。

中外纸币演进与货币理论溯源

中国最早的纸币起源于交子铺开出的铁钱收据，政府接管初期仍发行可兑换纸币。西方纸币起源于金匠开出的收据，后来发展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宋代政府发行的兑换纸币一旦与国家财政税收挂钩，就演变为不可兑换的国家信用纸币；西方的银行券建立起与政府税收的关联之后，便演变为国家货币。

西方纸币产生后，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以银行券为主要形态。银行券本身不具备价值，只是金属铸币的符号，它之所以被接受，是基于银行的兑现承诺。因此，保证兑现是银行券运行的首要条件。1844年，英国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围绕《银行特许状法》展开激烈争论。在要不要控制银行券发行数量上两派持有不同观点，但他们都赞同银行券的信用建立在可兑换性的基础上。

尽管可兑换性是银行券价值的基础，但事实上，一旦纸币与政府税收建立联系，政府税收对纸币的接受程度也会影响纸币价值。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注意到纸币与税收的关系。他将纸币价值的决定因素归结为政府对纸币的接受程度及其发行数量。在西方历史上，随着财政国家的演进，货币与国家主权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克纳普出版了《国家货币理论》一书，明确提出了货币国定论。凯恩斯继承并发展了国定货币学说。他认为政府具有两方面的权力，一是决定记账货币单位，二是规定何种货币物可以被接受。

宋代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代纸币也经历了从兑换券向国家货币的转化。民办时期和官办初期的交子都具有兑换券或银行券性质，但随着政府垄断纸币发行权并将其应用于政府财政，交子逐步演化为国家纸币。宋人对纸币的认识也反映了这一演变进程，即从最初强调纸币的可兑换性，转向强调国家税收对纸币的接纳。

北宋纸币实践与认知转型

官办初期的交子制度设计完全延续民办时期的规制，交子仍属于兑换券，发行遵循“纳钱请交”，兑换实行“见交付钱”。但官交子发行不久，朝廷开始通过财政支出途径发行交子。宋仁宗年间，朝廷两次动用60万贯交子收购秦州粮草，改变了“纳钱请交”的发行模式，并且没有筹措收兑准备金。这一做法遭到文彦博、田况等大臣的激烈批评，他们认为不设兑换准备金而凭空支出交子，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凭虚无信，一至于此”。

宋神宗熙宁年间，多数人依旧将交子视为兑换券。时人称，“交子恃本钱，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这些言论表明，时人普遍认为交子的信用基础是可兑换性。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交子实际上已无法兑换，宋神宗提出，只要“出纳尽使民间信之，自不消本”。亦即只要在政府财政收支中使用交子，就可以建立起交子的信用，不需要准备本金。应当说，这一认识在当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宋徽宗时期，宋代纸币发行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财政支出成为纸币的主要发行方式。史料表明，至迟在政和年间，朝廷财政收入已接纳纸币。政和元年（1111），户部转述成都漕司奏文：“输官之引，以十分为率，三分用民户所有，而七分赴官场买纳，由是人以七分为疑。请自今无计以三七分之数，并许通用，愿买纳者听。”纸币发行模式和信用基础都发生了变化，时人对纸币的认识也随之改变。张持提出，钱引“盖必官司收受无难，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递相转易通流，增长价例”。他建议，“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现钱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这相较于宋神宗“但出纳尽使民间信之”的主张更加具体，不再强调纸币的可兑换性而是关注“官司收受无难”，即政府对纸币的接受程度，并在法律层面禁止对使用钱引设置障碍。从强调可兑换到重视国家信用，是宋人对纸币认识的重大变化。这标志着宋代纸币从实践层面到认知层面实现了根本性飞跃。

南宋信用纸币的发展及其局限

南宋初年，赵开总领四川财赋时实行“凡民钱当入官者，并听用引折纳，官支出亦如之”，朝廷接受民间以钱引交纳赋税和购买盐茶钞引等专卖证券，四川钱引的国家货币属性在制度层面得以确立。克纳普认为，“银行券并非自然而然就成为国家的货币，但一旦国家宣布将接受它们用于指向中央的支付，它们就变成了国家的货币”，提出“国家接受与否界定了货币体系”。史料载，“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泽梁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宋代四川钱引的制度安排，恰与克纳普的相关理论呼应，可视作该理论在宋代的历史映照。

到南宋初年，在四川这一纸币首发并长期实践的地区，纸币在实践和认知层面完成了从兑换券向国家货币的转变，为南宋在东南地区全面推广国家信用货币积累了经验。南宋绍兴六年（1136），朝廷在关于发行交子的争论中，不少官员对纸币的认识仍停留在兑换券阶段，他们坚持纸币必须有兑换准备金，“执交子而来者，欲钱得钱，无可疑者欤？”由于遭到激烈反对，此次发行交子的尝试最终停止。

得益于四川钱引的成功实践，绍兴末年，南宋朝廷依照四川钱引制度正式发行会子，“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在制度层面规定朝廷收支接纳会子，但有比例规定。东南会子的顺利推行表明，“纸币不必是兑换券而可以是国家信用纸币”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可。

南宋时期，朝廷稳定会子信用不再强调其可兑换性，而是依靠朝廷收支对会子的接纳能力，多次重申“钱会中半”制度，规定民众向官府缴纳赋税，一半用现钱一半用会子。南宋朝野关于纸币的讨论更多是为纸币辩护，并集中探讨纸币的流通规律，形成特色鲜明的“称提理论”。“钱会中半”制度正是该理论的重要内容，时人甚至主张提高会子所占比例。杨冠卿认为，会子“救之可也，废之非也”，稳定会子币值应该严格执行“钱会中半”制度，“自今日以往，凡远近之输于公者，钱楮各半，否者不纳也”。严禁违规拒收会子的行为。辛弃疾指出会子价值的波动取决于朝廷信用，他建议在部分地区提高会子比例，“应福建、江湖等路民间上三等户租赋并用七分会子、三分见钱输纳”，从而提高会子币值。事实上，南宋财政收支中会子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对会子币值稳定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受战争等因素带来的财政压力影响，南宋纸币发行量无限度增加，最终酿成恶性通货膨胀，这并非纸币这一货币形态的失败，而是南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失败。

宋代纸币实现了由兑换券向国家货币的演变。宋代的纸币实践和理论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并未引起主流经济学的关注。但对照西方纸币的发展历程和货币理论，二者存在诸多相通之处，这体现出货币演化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在国家货币制度下，如何确定货币的发行量、处理财政和货币的关系、兼顾币值稳定与经济发展，仍然是当今经济学面临的难题。

作者系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武雪彬

新媒体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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