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告洋状上了热搜，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一家上市公司，变着法地解聘400多名应届毕业生的事情。
应届生的身份，对一个大学生来说，那实在是太宝贵了。一旦错过了这次招聘，成了社会人员，那各种要求就会多起来。比如说必须要求你有几年工作经验。
所以说，这家上市公司，这次是真的让这400多名应届毕业生寒了心。其中不乏大量硕士研究生。
他们这次伤害的人有文化，有平台，有眼光。那么事情就不可能如此草草结束。因此就有了这些毕业生把这家公司告到欧盟的事情。因为这家公司给欧洲不少著名汽车厂提供产品，命门被欧盟拿捏着呢。
这就是目前大家所说的告洋状。
效果如何呢？那还是十分显著的。经历了这场告状风波过后，该公司一反常态，开始给这些毕业生各种补偿。
这就让人有点寒心了啊，按道理说，这种事情直接到劳动局去申诉一下，立刻就能得到解决。结果事情捅到外面才被解决，不少人估计要反思了。
其实历史上，类似告洋状的情况还是有不少的，尤其是集中在清朝末年。毕竟那时候洋人才大规模进入中国境内，在中国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教民就比较喜欢告洋状
洋人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以后，又是发吃的又是发喝的，所以吸引了不少普通中国人加入了他们的信仰。这部分人就是教民。
他们在清朝末年，和周围的人包括当地官府发生矛盾以后，压根不愿意到中国的衙门打官司，而是直接去找外国领事，向洋人控诉，让他们来解决问题。
1878年的呼兰教案，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黑龙江一个叫陶有德的平民，和族人陶有才发生了财产纠纷。一开始他也把事情告到了本地衙门，结果败诉了。
陶有德一怒之下，直接加入了天主教，让法国传教士来主持公道。那时候英法在清朝的话语权很强啊，所以这位传教士直接带着教民冲入当地官府，把当地的官员打了一顿。
这还不够，他们根本不和当地的知县对话，而是给北京的法国公使写信，让法国公使向清朝的总理衙门施压，诬告当地官员迫害教民。最终导致清廷只好处分了当地官员，向陶有德赔款道歉。
1890年，在山东巨野也发生了一场告洋状的案子。一个叫吕茂的天主教教民，把邻居打成了重伤，周围乡民们联合起来把他告上了衙门。
按道理你打伤了人，肯定要治罪啊。可关键时刻德国传教士开始向当地知府施压，最终迫使官府将打人者无罪释放。
因此，不少百姓总结出了经验，在本地打官司打不过，就直接加入洋教，请洋人传教士出来帮忙告洋状，清朝的官府自然就害怕了。
康梁等维新变法者，也告过洋状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戊戌变法的骨干力量。他们曾经试图帮助光绪皇帝夺取实权，从而得罪了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一出手，百日维新就化为乌有了。不仅如此，戊戌变法的不少中坚力量也因此人头落地。
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到海外以后，在日本和香港向日本、英国的官员，控诉慈禧太后伤害维新派的事情。他们希望洋人们可以干涉这件事，帮光绪皇帝夺回权力。
康有为在和英国官员对话的时候，直接提出要求，希望英国出动200名军队，帮助光绪重新掌权。
康有为会见英国军官贝斯福的时候，也多次告知他光绪的变法有多英明，慈禧、荣禄这帮人抱残守缺，屠戮维新人士有多无耻，希望英国政府能够为光绪主持公道。
梁启超躲进日本驻华使馆以后，顺道就去了日本。他在日本向当时的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上书，控诉慈禧幽禁光绪、残害维新人士的事情。同时希望日本能够通过外交甚至是军事手段，逼迫慈禧将权力还给光绪，继续推行变法。
康有为到了日本以后，也多次游说日本政界，希望向日本借兵，在中国内陆起兵，拿下京城，推翻慈禧。
这些列强当然是比较喜欢新式思维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出兵帮助。因为在他们看来，清朝当时的现状，更符合英国和日本在华的利益。他们可以允许这些维新人士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宣传维新思想，但并不愿意卷入中国的内战中。
由此可见，告洋状有时候也不是每次都奏效。当这件事没有触及洋人利益的时候，他们当然可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以此彰显自身的公正性。但如果这件事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那他们肯定还是以自身利益作为行动的第一准则，所谓的正义、公平，在利益面前，自然就苍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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