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恒：适应人口变迁的现代乡村建设与治理|乡村建设|农业农村|县域|李玉恒

截至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89%，在此背景下，乡村人口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人口外流、老龄化加剧、常住人口动态变化等特征日益显著。探索适配人口变迁的乡村建设与治理路径，是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当前，乡村在适应人口变迁中公共服务错配、产业动力不足、治理模式滞后等问题交织。一是公共服务供给与动态需求脱节问题凸显。部分乡村仍沿用“人口不变”的静态规划思路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导致资源闲置与供给不足并存。在人口持续流出的偏远村落，新建的文化活动中心、卫生站常因使用率过低而闲置；在近郊乡村，随着外来务工人员聚居，教育、医疗资源又面临超负荷运转，供需失衡影响村民生活质量。

二是产业空心化与人才外流带来负面影响。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乡村传统种植养殖业、手工艺传承面临挑战，新兴产业因缺乏技术与管理人才难以培育。同时，乡村产业基础薄弱又无法吸引人才回流，形成“产业弱-人才走-产业更弱”的困境，制约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提升。

三是传统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新形势。面对人口动态流动、利益主体多元的新情况，依赖村干部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在矛盾调解、精准服务等方面力不从心。个别乡村因常住人口频繁变动，村民议事会参与率下降，治理决策难以反映实际需求，多元参与机制亟待完善。

应对乡村人口变迁挑战，需跳出“头痛医头”的惯性思维，从制度、动力、运行等层面协同发力，构建韧性、高效、可持续的乡村建设体系。

一是以制度创新搭建韧性治理框架。破解静态制度与动态人口的矛盾，关键在于建立灵活适配的治理机制。推动建立城乡治理联席会议制度，针对人口流动趋势动态调整乡村建设项目规划。完善乡村治理法律保障体系，明确乡镇企业、社会组织、返乡人才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权限与责任，为各类力量投身乡村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二是以城乡互促激活产业发展动力。产业振兴是应对人口外流的核心抓手。一方面，通过城市人才下乡、技术下乡，引导农业科技企业、文旅团队参与乡村产业开发，培育乡村旅游、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新业态。另一方面，推动乡村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特色产品进城，实现城乡资源优势互补，以产业活力吸引人口回流。

三是以精准配置优化空间利用效率。针对不同地域乡村人口变化状况，推行差异化空间策略。以县域为单元，建立统一的乡村人口动态监测系统，掌握村落人口数量、结构、流动趋势。整合闲置资源发展新兴业态，对近郊和特色资源富集区预留柔性发展空间，实现资源精准配置，提升公共资源利用效率。

随着数字技术普及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推进，乡村治理正迎来从经验治理向精准治理的转型，需从技术、服务、人才、文化四个维度突破创新。

一是数字赋能推动治理模式升级。搭建县域一体的城乡治理平台，整合城乡人口、土地、产业、公共服务等数据，为治理决策提供支撑。同时，推广“互联网+政务服务”，在村级便民服务中心设置智能终端，实现小事不出村；探索数字网格员制度，通过手机App实时收集村民需求，提升治理响应速度。

二是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共享机制，推动城市优质学校与乡村学校结对帮扶，选派骨干教师定期支教；依托医联体建设，组织城市医院专家下乡坐诊，实现乡村常见病、慢性病就近诊疗。在乡村社区增设养老服务站、儿童托管中心，解决留守老人、儿童照护难题，让乡村更具归属感。

三是人才双向流动强化智力支撑。构建“引进来、走出去、育得出”的乡村人才机制。鼓励城市专业人才通过技术帮扶、驻村顾问、项目合作等方式服务乡村；支持本地乡土人才参加培训、开展合作，提升专业能力水平。

四是文化融合增强乡村发展韧性。加强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对古村落、古建筑等进行系统性修复与传承；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开发文创产品、乡村研学项目，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培育文明乡风，通过村民议事会制定村规民约，提升村民文化自信与归属感。

乡村人口变迁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阶段，适应这一变化，需要构建富有韧性和活力的现代乡村建设与治理范式。唯有系统施策、久久为功，才能让乡村在人口变迁中保持生机与活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