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大概从我小学二年级起，父亲便不在家了。

不是不想在，是没法在。家里的地养不活一家人，他只能外出打工。这一走，就是几十年。海南、广东、新疆、陕西……中间捡过破烂，在建筑工地上和过泥、搬过砖，帮人砍过树、割过水稻、摘过棉花、打过石头——凡是一个乡下人能干的苦力活，他几乎都干过。

我小时候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村里谁的爹不是这样？过年回来，带几斤糖、几件衣裳，待上十天二十天又走了。走的时候悄无声息，回来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我那时候以为，父亲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沉默的人。

后来我上了中学，也走了。从村里到镇上，从镇上到县城，从县城到更远的地方。我与他，一个往外走，一个往回走，像两条交叉的线，碰一下，又各自延伸开去。我性格外向，爱说爱笑；他沉默寡言，三句话能憋出一头汗。我们不是没有感情，是找不到开口的方式。就像两把锁，各自有钥匙，却从来没对上过。

这一次，他在安医大附院住院。

母亲晕车来不了，两个弟弟在宁波，只有我离得近。于是陪护这件事，自然而然落到了我头上。

这一个多星期，是我们父子俩人生中难得的朝夕。

我坐在病床边，第一次这么近地看他。他右边的胳膊已经无法伸展——是年轻时打石头落下的旧伤，还是筋脉粘连的顽疾，我已分不清。但我能看清他手上的老茧，不是一层，是叠了一层又一层，像年轮一样，每一层都是一段讨生活的痕迹。看他皮肤的粗糙——不是“粗糙”两个字能形容的，是那种被南方的烈日、北方的风沙、工地的水泥灰打磨了几十年的粗糙。看他吃饭时小心翼翼的样子，看他输液时盯着天花板发呆的样子，看他偶尔因为疼痛皱一下眉、又迅速舒展开来的样子。

他开始问东问西。问我工作顺不顺，问我身体好不好，问我家里怎么样，语气里有一种久违的、笨拙的关切。我忽然意识到，这不是他突然变得话多了，而是他终于“安下心”来了——躺在病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身边坐着儿子，不问点什么，反而不正常了。

生病，对父亲来说，当然是痛苦的。身体上的痛不必说，心理上的焦灼摆在脸上。可是我坐在那里，看着他，心里却生出一种近乎荒谬的念头：如果不是这场病，我大概又错过了一次和他好好相处的机会。

这让我想起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

坏事里藏着好事。父亲生病是祸，可它偏偏给了我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把我按在了他的病床前，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人。如果不是这场病，我们各自安好，各自沉默，又一年就过去了。

我忽然想起，上一次和他这样长时间相处，也是因为生病——前些年那次陪护，母亲同样来不了，同样是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父子之间为数不多的深度交流，竟然全是在病房里完成的。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我们最亲近的时刻，竟然都是在他最脆弱的时候。

可转念一想，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考试作文，题目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写的是我求学、工作时遇到的挫折，中间跌跌撞撞，最后却水到渠成、意外地达成了目的。那篇作文里有一句话记忆犹新——当你正在走那一步的时候，你只觉得苦；等你走过去了，回头看，那一步是通往彼岸的必经之路。

父亲捡破烂的那一步，苦不苦？苦，可那是养活一家人的必经之路。

我外出求学的那一步，难不难？难，可那是我走出贫瘠土地的必经之路。

他生病住院的这一步，痛不痛？痛，可那是我们父子重新连接的必经之路。

人生的每一步，没有白走的。你以为是在绕远路，其实是在靠近；你以为是在受苦，其实是在补课。关键是——你怎么看。

出院之后，他又会回到他的沉默里去，我也会回到我的忙碌中去。日子还会像以前一样过。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那层层的老茧，那笨拙的嘘寒问暖，那病床边一个多星期的对坐无言——这些画面会一直跟着我，像一把钥匙揣在怀里，提醒我：别等下一次生病，才想起好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