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陕西洛南县庾家河战斗中，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倒在了担架上。战斗刚结束，医务人员最担心的不是子弹本身，而是他喉咙里的血块和痰液。
子弹从徐海东左眼下方射入，又从颈后穿出，伤口深，失血多。简单包扎只能暂时止住外出血，头颈部肿胀后，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整个人很快陷入昏迷。
当时的红军没有完善的野战医院，更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吸痰设备。医生判断，必须尽快清除气道里的血块和分泌物，否则伤员可能因窒息丧命。
“没有器械，怎么办？”
周少兰站了出来。她提出用嘴把堵在伤员咽喉处的脓痰和瘀血吸出。医生还在犹豫，她已经俯下身去，一点点清理徐海东的气道。这个动作谈不上壮烈，甚至十分危险，却直接关系到伤员能不能活下来。
徐海东的呼吸逐渐平稳。周少兰没有离开，接下来的几天，她守在担架旁，观察伤口，喂水喂药，随时处理突发情况。第五天，徐海东才慢慢睁开眼睛，但头部肿胀严重，不能说话，连张嘴都十分困难。
这场救治之所以被反复提起，不只是因为一个护士的临危担当，也因为它改变了两个人此后的人生轨迹。
周少兰1917年出生于安徽六安一个贫苦农家。父亲会木匠活，却难以养活一家人。她从小营养不足，身材瘦弱，10岁时被送到富裕人家做童养媳。那种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安稳，只有繁重劳作和看不到尽头的压抑。
13岁那年，她离开童养媳家庭，参加了革命队伍。年纪小，起初只能做杂务，但她并不嫌弃。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进入红军医务队，逐渐学会包扎、护理和战地救护。
红二十五军中，当时有七名女战士长期承担医务工作。她们不怕血污，也不怕搬运伤员，战士们便亲切地称她们为“七仙女”。周少兰正是其中之一。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长征道路。部队准备北上时，曾考虑把女战士和部分伤员分散安置，以减轻行军负担。周少兰等人不愿离开队伍，双方一度僵持。
徐海东得知后表示：“她们愿意留下，就让她们留下。”
但他也提醒这些年轻人，长征不是普通行军，枪林弹雨、饥饿疾病随时可能出现。周少兰和战友没有退缩，仍然留在了队伍里。庾家河战斗中，她们很快迎来了最严峻的考验。
徐海东当时34岁，参加革命较早，经历过鄂豫皖苏区的多次斗争，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庾家河战斗后，红二十五军多名干部负伤，他的伤势尤其严重。部队不能停留太久，敌情逼迫队伍继续转移，重伤的副军长也只能被抬着前进。
周少兰承担起照料他的任务。伤口换药、饮食护理、观察体温，这些细碎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徐海东当时无法正常说话，两个人的交流很多时候靠眼神和手势完成。战场上的上下级关系，也在共同面对生死的过程中，慢慢转化为彼此信任。
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在陕北永坪镇举行了简朴婚礼，周少兰与徐海东结为夫妻。婚后，她将名字改为周东屏，取“海东屏障”之意。这个名字没有脱离军旅色彩，也符合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
婚姻并没有让两人离开战场。徐海东担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后，参与劳山、榆林桥等战斗，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创造条件。1936年2月，他随部队参加东征，渡过黄河作战。周东屏则继续在后方和部队医院从事救护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徐海东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参加平型关战役，并在华北敌后作战。1938年6月，他在山西沁县町店地区指挥伏击战，重创日军。长期劳累和旧伤反复，使他的身体迅速恶化，后来奉命回延安休养。
1939年9月15日，徐海东再次前往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周东屏始终在身边照料，却很少因夫妻关系影响部队安排。她知道，战争年代的军人家庭，聚少离多才是常态。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距离庾家河负伤，整整21年。此时的周东屏，已经从当年那个在战地吸痰救人的小护士，成为陪伴大将徐海东走过战争与病痛的妻子。
授衔之后，徐海东因多年积累的伤病长期休养，大部分时间在大连治疗。周东屏仍负责他的生活起居，记录病情变化，陪他度过漫长的疗养岁月。那段婚姻没有太多铺陈出来的浪漫，更多是担架旁的守候、战地医院里的忙碌，以及一次次在生死关口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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