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北京，基建工程兵党委的一次谈话，让黎原陷入了不小的风波。有人认为他曾经撰文称赞华国锋，因而不适合成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候选人；还有人暗示，他下基层调研时存在“吹捧自己”的问题。
这些说法听起来严重，却拿不出确凿证据。党委要求黎原“主动”退出代表候选人名单，他没有接受这种含混的指责，而是把有关情况反映了上去。事情很快传到了中央一些老同志那里。
叶剑英的批示，成为这场风波中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当年我贬居长沙，受到各方面的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往来，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
这句话并非泛泛评价，而是叶剑英对一段往事的直接回应。时间要退回到1969年。那一年，随着“九大”之后的政治环境变化，叶剑英被安排离开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当时，叶剑英虽然仍是中央领导同志，却没有实际工作可做。所谓战备疏散的安排，使不少老同志离开北京。毛泽东曾对叶剑英说：“把你放在湖南，有事好同你会合。”这句话说明，叶剑英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调动，而是在特殊形势下被置于地方。
长沙方面接到通知后，黎原承担了接待和保障任务。周恩来此前专门打来电话，要求照顾好叶剑英的生活，保证他的身体健康。黎原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一般公务，而是亲自到机场迎接，安排住处和工作人员。
叶剑英初到长沙，面对的并不全是热情。黎原却把生活保障做得周到细致。叶剑英曾说，自己是来接受锻炼的，照顾得这样好不太合适。黎原回答：“您是中央领导同志，年纪大了，应该得到照顾。”
话不长，分量却不轻。
在那种环境下，公开接近一位处境特殊的老同志，需要承担现实压力。黎原不但安排日常起居，还多次带领四十七军领导前去看望叶剑英。对叶剑英而言，这种往来意味着地方干部没有因为风向变化，就改变基本判断。
黎原当时担任四十七军军长。后来有人评价他“敢于与叶剑英公开往来”，并不是说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他没有把正常的同志关系，交给外部气氛来决定。叶剑英记住的，正是这种独立处事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十三年后，黎原自己也遇到了类似的压力。1978年末，他被调任基建工程兵副主任。这个兵种成立于1966年，主要承担国家基本建设、工程施工和勘探等任务。到那时，部队规模已很大，人员分散，任务繁重，管理难度不小。
外界有人猜测，黎原之所以获得这一任命，是因为他过去在湖南与华国锋共事。确实，黎原在湖南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期间，曾与华国锋有工作接触。但把一次任职简单归结为私人关系，显然忽略了黎原自身的军队经历和工作能力。
黎原到任后，没有急着坐在机关里听汇报，而是用大约一年时间下到各地部队。偏远连队、施工现场、交通线上，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甚至坚持前往青藏高原施工部队调研。
随行人员担心他的身体，多次劝阻。黎原没有改变计划。到达高原后，一些年轻同志出现高原反应，他却因为过去有过海拔四千多米地区工作的经历，状态较为稳定。施工官兵见到高级别首长来到最艰苦的地段，既惊讶又振奋。
“当兵几年，连师长都很少见到。”战士们这样说。
黎原看到高原施工条件艰苦，当即要求改善住宿、劳动保护和生活保障。他关注的不是材料上的漂亮数字，而是工地上的实际困难。调研深入后，他发现基建工程兵既是部队，又承担生产建设任务，部分单位存在重施工、轻管理的问题。
他的看法很明确：既然编入军队序列，就不能只讲“劳”和“工”，还必须按照部队要求抓作风、抓纪律、抓政治教育。经过整顿，部队管理和精神面貌有所改善，但也因此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
个别干部不按政策办事，甚至越级突击提拔人员。黎原将情况报告给谷牧后，有关问题受到批评，他也因此被一些人视为“爱较真”。到了推选十二大代表时，旧账便被重新翻了出来。
遗憾的是，叶剑英的批示并未立即改变结果，黎原最终还是被取消了代表候选人资格。但这场风波留下的评价很清楚：在长沙时，黎原没有因形势而疏远叶剑英；在基建工程兵工作中，他也没有因人情而放弃原则。
1982年，中央酝酿百万大裁军，基建工程兵建制面临撤销。有人担心撤编影响部队和个人安排，黎原却从国家建设形势和军队体制改革出发，明确赞成撤销。基建工程兵随后逐步改编，许多人员转入地方工程建设系统。
离开一线岗位后，黎原把精力投入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围绕联络旧部、促进海峡两岸交流继续做事。叶剑英那句“他这个人我了解”，也由此有了完整背景：了解的不是一时的亲疏，而是黎原在关键处境中如何待人、如何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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