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雯这个名字，如今在网上搜一搜，往往和一句话绑在一起——“嫁给谢晋，是我这辈子最错的一步棋”。这话是老太太晚年接受采访时无意间流露出来的，短短一句，把六十多年的辛酸压缩在里面。要弄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得从头一点点捋。这位1924年出生在四川乐山的女子，家里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书香门第，父亲是当地一位知识分子，她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性格温婉却有主见。用今天的眼光看，年轻时的徐大雯是妥妥的知识女性，若不是遇上谢晋，她本该有另一种人生轨迹。
两人的相识在1943年的重庆，抗战正酣的大后方。徐大雯当时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谢晋则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导演，比她大一岁，浙江上虞人，出身乡绅家庭。两个学生因为都爱看话剧、爱议论时局走到了一起。有意思的是，两人恋爱的时候还差点被卷进一桩官司——1945年重庆闹出”儿童福利站丑闻”，徐大雯参与揭发国民党官员贪污福利款，被反诬蔑名誉，谢晋陪着她打官司，一路陪到胜诉。这段经历让两人感情迅速升温，1946年在上海正式成婚。婚礼很简单，见证人里有戏剧界的一些老前辈，那时候两个年轻人对未来充满憧憬。
新婚头几年是这段婚姻里为数不多的甜蜜期。谢晋从大同电影公司助理导演做起，1954年独立执导《蓝桥会》，1957年凭《女篮五号》崭露头角。头胎儿子谢衍1949年出生在上海，聪明健康，是父母的心头肉。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噩梦一个接一个到来。二子谢建庆、三子谢佐、幺女谢庆庆先后出生，三人都陆续被查出智力发育严重迟缓，医学上属于重度智力残疾。关于成因，医学界至今没有统一结论，有推测与当时的生活环境、营养条件、甚至可能的遗传因素相关，但都无法证实。三个孩子的日常起居完全无法自理，吃饭要人喂，穿衣要人套，情绪失控时还会闹腾摔东西。
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对残障群体的认知非常有限，专业康复机构几乎为零，社区服务更是无从谈起。徐大雯没得选，只能一个人扛。谢晋的事业越走越顺，从上影厂的青年导演做到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可他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他常年不在家——去海南拍《红色娘子军》一走大半年，去甘肃拍《牧马人》又是几个月，拍《芙蓉镇》时干脆在湘西住了近一年。家里剩下徐大雯一个人，白天要买菜做饭，晚上还要防着几个”长不大”的孩子跑出去走丢。上海电影厂的老同事回忆，八十年代谁去谢家串门，都会看到徐大雯手里永远拿着抹布或者锅铲，几个孩子围着她转。
真正把这个女人压到崩溃边缘的，是2008年。那一年年初，长子谢衍——已经是知名话剧导演，拍过《花木兰》舞台剧和电视电影《牛仔裤》——被确诊肝癌晚期。谢衍怕父母承受不住，一直瞒着，只告诉母亲自己”有点小毛病”。到了8月，病情恶化到无法隐瞒，徐大雯去医院看儿子，五十九岁的谢衍已经瘦得脱了形。8月23日，谢衍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太太还没缓过神来，10月18日凌晨，谢晋在上虞老家参加春晖中学校友会活动后，独自回到宾馆房间，第二天清晨被发现在床上安详离世，医学诊断为心源性猝死，享年八十五岁。两个多月，最亲的丈夫和最引以为傲的儿子相继离开，这种打击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灭顶之灾。
关于那句”最错误的决定”，很多人只看到字面的怨怼，看不到背后的复杂。谢晋并不是一个冷漠自私的丈夫，他晚年在多个场合公开说过”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大雯”，也曾拒绝过好几次能大幅提升事业的外派机会，就为多陪陪家人。可艺术家的宿命就是这样，一旦扛上了摄影机，家庭永远排在作品之后。徐大雯那句话，与其说是对丈夫的埋怨，不如说是对命运的一声长叹。三个孩子的病痛不是谁的错，可它落在了这一家人头上，就得有人承担代价。谢晋用作品回馈了国家和观众，徐大雯用一生回馈了这个家，两个人各自完成了各自的使命，只是代价差别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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