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老周与那个女学生

修理厂老板老陈的店铺隔壁，住着47岁的包工头周建民。

三个月前，他带回一个20岁的女大学生，说是女朋友。

街坊们背后议论纷纷，直到那天，我看见那姑娘蹲在巷口吐得昏天黑地。

老周递水的手在抖，我数了数，他后脑勺的白发，比上个月又多了一茬。

老陈蹲在自家修理铺门口，用一根铁丝拨弄卡在轮胎纹路里的碎石子。六月的天已经燥得很，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空气里浮着一股子机油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味道。他听见隔壁那扇绿色防盗门“吱呀”一声开了，然后是拖鞋趿拉着水泥地的动静，慢吞吞的，带着点犹豫。

他没抬头。不用看也知道，是周建民那个小女朋友出来倒垃圾。姑娘叫林薇，名字是周建民有一次喝多了两杯，红着脸跟老陈显摆时说的。说是省城大学的学生，念中文的，大三了。老陈当时只是“嗯”了一声，把一颗松了的螺丝拧紧，没接话。

街坊们背后怎么说，老陈不是没听见。菜市场的刘婶撇嘴，“老周也是，都能当人家爹了。”对面小卖部的光头李更直接，“现在的小姑娘，啧，图什么不是明摆着嘛。”老陈一般不参与这些。他只是在周建民偶尔过来借扳手或者千斤顶的时候，多看他两眼。这个男人，以前走路带风，手机响个不停，全是“周老板”、“周总”的称呼，现在呢，接电话会走到一边，声音压得很低，眉头拧成一个“川”字。鬓角的白头发，确实跟韭菜似的，一茬一茬地往外冒。

老陈把铁丝扔回工具盒，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就在这时，他听见了一阵压抑的、翻江倒海似的干呕声。就在隔壁那扇绿色防盗门旁边，靠墙根的地方。林薇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短裤，上身是一件宽松的白T恤，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她一只手撑着墙，另一只手捂着胸口，背弓得像只煮熟的虾米。垃圾桶就在她脚边，她好像够不着，或者根本没力气去够，只是对着墙角的水泥地，一声接一声地干呕，什么也吐不出来，脸憋得通红。

老陈犹豫了一下，刚想转身回屋拿瓶水。隔壁的门猛地被拉开了，周建民几乎是冲出来的。他穿着一件旧背心，头发乱蓬蓬的，脚上趿拉着拖鞋，手里攥着一瓶拧开了盖子的矿泉水。

“薇薇！怎么了这是？”他的声音很急，带着粗糙的砂砾感。他伸手想去扶林薇的胳膊，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在自己裤子上蹭了两下，才小心翼翼地搭在她背上，轻轻拍着。那动作笨拙得很，跟他平时在工地上挥斥方遒的样子判若两人。

林薇又干呕了两下，终于缓过劲来，接过周建民递过去的水，漱了漱口，又喝了一小口。她直起身，脸色苍白，额头有一层细密的汗。

“没事，”她声音有点哑，“可能早上吃的那个包子不干净。”

周建民没说话，眉头拧得更紧了。他盯着林薇的脸看了几秒，又低头看了看墙角那滩水渍。老陈看见他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什么很硬的东西。然后他伸手，极其自然地接过林薇手里的垃圾袋，转身去扔。再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条湿毛巾，递给林薇擦脸。

整个过程，周建民没看老陈一眼，老陈也没出声。他默默退回自己的修理铺，拿起一个扳手，开始拆卸一辆摩托车上的螺丝，拧得格外用力。

那天傍晚，老陈正躺在一辆待修的面包车底下换机油，听见周建民在外面喊他。他从车底滑出来，看见周建民站在夕阳里，影子被拉得很长。他穿着整齐了些，一件短袖衬衫，但还是掩饰不住那股子疲惫。

“老陈，”周建民递过来一根烟，老陈摆了摆手，他就自己点上，吸了一口，“你认识妇幼保健院的人不？”

老陈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后背的土：“咋了？”

周建民没直接回答，狠狠吸了一口烟，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模糊了他的表情。“薇薇……可能有了。”他声音很低，像是怕被风吹走似的。

“好事啊。”老陈不知道该说什么，憋出这么一句。

周建民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好事？老陈，我他妈都四十七了。”他把烟头摁灭在墙上，留下一个焦黑的印子，“她爸要是知道了，得拿刀砍死我。”

他没再说下去，转身走了。老陈看见他走到家门口，停顿了一下，用手使劲搓了搓脸，才推门进去。门缝里透出一点温暖的灯光，还有林薇轻轻的说话声，听不清内容，但语调是上扬的，带着点娇憨。周建民“嗯嗯”地应着，声音瞬间变得柔和下来。

第二天下午，老陈正给一辆电动车补胎，看见周建民扶着林薇从巷口走进来。林薇走得特别慢，周建民的手虚虚地揽着她的腰，像扶着一件易碎的瓷器。阳光很烈，周建民自己晒得满头汗，却把手里唯一的太阳伞全部倾向林薇那边。

他们走到门口，林薇掏出钥匙开门。周建民就在旁边站着，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她。那眼神里有欢喜，像刚拿到糖的孩子；有忧虑，深得见不到底；还有一丝……老陈形容不好，大概是恐惧，一种对未知的、无力掌控的事物的恐惧，老陈在工地摔断腿等救护车那会儿，在自己眼睛里看到过。

门开了，周建民先进去，然后伸手挡着门框，等林薇进去。就在林薇侧身进门的一刹那，老陈注意到，她抬手，轻轻按了一下自己的小腹。那个动作非常轻微，像是无意识的。随即门关上了。

老陈低下头，继续扒拉那颗电动车轮胎。旁边的音像店在放一首老歌，歌星沙哑地唱着“最浪漫的事”。老陈觉得那旋律有点刺耳。他站起身，去里屋找扳手，经过那面隔开他和周建民家的小小的窗户时，他脚步顿了顿。窗户开着，里面传来周建民压低了嗓子打电话的声音，断断续续的：“……那个桥东的活儿……工钱先结一半……对……不行就转包出去……嗯，我这边有点事……”

声音里全是焦灼。老陈回到铺子前，看见水泥地上，不知道谁用粉笔画了几个歪歪扭扭的格子，大概是哪家小孩画的跳房子用的。他盯着那些格子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扫帚，慢慢把它们扫掉了。灰尘扬起来，在午后的阳光里飞舞，呛得他鼻子发酸。

一周后的一个晚上，老陈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披上衣服开门，看见周建民脸色煞白地站在门外。

“老陈，帮个忙，送薇薇去医院。”他的声音在发抖。

老陈二话没说，套上外套就去发动那辆破面包车。后视镜里，周建民把林薇抱上了车后座，林薇蜷缩着，脸色比上次还难看，额头上全是冷汗，手死死抓着周建民的胳膊。周建民的衬衫扣子都系错了位，脚上甚至只穿了一只拖鞋。

路上周建民没说话，一只手紧紧握着林薇的手，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敲打着车窗玻璃。到了医院急诊，检查，办手续，周建民跑前跑后，老陈帮着看林薇。抽血结果出来，医生拿着单子叫家属。

老陈陪着周建民一起进去的。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眼镜，表情很平静。“怀孕了，”她说，“不过有点先兆流产的迹象，需要住院观察几天。另外……”

医生抬头看了他俩一眼，目光在老陈身上停了一下，又落到周建民身上。“B超显示，是三胞胎。”

老陈感觉身边的空气凝固了一瞬。他扭头看周建民。周建民就那么站着，像个被雷劈了的木桩子，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就退干净了。他张了张嘴，嘴唇哆嗦着，半天没发出声音。最后，他硬挤出一句，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抠出来的：“三……三个？”

医生点点头，又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开了住院单。周建民机械地接过单子，手指头捏得纸都皱了。他走出去，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双手抱住头，整个人缩成一团。老陈站在旁边，看见他的肩膀在轻轻耸动。走廊里惨白的灯光打在他后脑勺上，那一片白发，在灯光下亮得扎眼，老陈默默在心里数了数，似乎比上一次见时，又多了一整片。

过了很久，周建民才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他没看老陈，只是望着病房的方向，喃喃地说：“三个……她那么小，还是个孩子……”

他没说下去。老陈在他旁边坐下，递过去一根烟——这回是他递的。周建民接过去，点上，狠狠吸了一口，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咳得弯下了腰。

住院那几天，周建民几乎没合眼。老陈白天去送过两次饭，每次都看见他坐在病床边的凳子上，握着林薇的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输液。林薇睡着了，脸上没什么血色，但安安静静的，确实还像个没长开的孩子。周建民就看着，偶尔伸手，极其轻柔地把她额前的一缕碎发拨到耳后。那个动作温柔得不像他，一个常年跟钢筋水泥打交道的人。

隔壁床的大妈跟老陈搭话，努努嘴：“那是她爸？看着年纪不小了，还挺疼闺女的。”

老陈“唔”了一声，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他看见周建民听到这话，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但很快，他又低下头，用棉签蘸了水，一点一点地润着林薇干裂的嘴唇。

出院那天，周建民来接。他好像更瘦了，颧骨都突了出来。他搀着林薇慢慢地走，林薇恢复了一些精神，小声跟他说着什么，他侧着头听，嘴角带着点笑意，但那笑意怎么也到不了眼底。走到医院门口，阳光刺眼，周建民下意识地抬手，替林薇挡住眼睛。就这一个动作，老陈注意到林薇的眼睛一下子红了，她抓住周建民的手，把脸埋进他掌心里。

周建民愣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试探似的，用另一只手环住了她的肩膀，拍了拍。

回到巷子口，老陈看见隔壁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老板娘正在给一个顾客刮胡子，眼睛却透过玻璃窗，直勾勾地看着周建民和林薇相携而行的背影。对面小卖部光头李正嗑着瓜子，瓜子壳吐了一地，目光也追着那两个人影。

周建民像是感觉到了那些目光，步子顿了顿。但他没有加快，也没有躲避。他只是把扶着林薇腰的手，收得更紧了些。

老陈回到自己铺子前，拿起那块有点脏的抹布，开始擦拭工具箱。他擦得很仔细，一个一个地擦。阳光斜斜地照进巷子，把隔壁那扇绿色防盗门的门框染成了暖融融的金色。他听见周建民家里传来轻轻的说话声，还有林薇低低的笑声，隔着一道墙，朦朦胧胧的。

老陈把手里的扳手擦得锃亮，放回原位。他抬起头，看见墙角那株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牵牛花，藤蔓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周建民家的窗台，开出了一朵小小的、紫色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