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汪涛
摘要: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但如果简单复刻美元模式,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特里芬难题、产业空心化以及与美国的直接战略对抗等多重风险。本文以汪涛《科学经济学原理》中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为基础,结合其在"纯科学"公众号提出的撮合对消思想,系统论证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新路径。研究发现:货币的原始本质是解决商品交易中的品种匹配、数量匹配、交叉匹配和价值分辨率难题,而国际货币仅需解决各国主权货币间的品种匹配难题,不存在价值分辨率和数量匹配限制。在电子货币技术条件下,通过建立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将双边及多边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相向支付进行对冲,仅结算差额部分,可使国际货币的实际需求量减少两到三个数量级,从万亿美元级别降至百亿美元级别。这一思路不是用人民币替代美元成为新的霸权货币,而是通过最大限度减少国际货币需求量来终结国际货币霸权时代,从而实现对美元霸权的"降维打击",并使中国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撮合对消;特里芬难题;电子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易币贸易
一、引言
自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已走过十余年历程。截至2024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处理跨境人民币业务达175万亿元,同比增长43%,业务触达全球六大洲189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法人银行机构[9]。人民币在中国跨境收支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接近零升至2023年的48%,首次超过美元[2]。这些数据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加速推进。然而,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是简单地替代美元成为新的全球霸权货币,还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传统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全新路径?
主流观点往往将人民币国际化理解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提升,最终目标是在储备货币、贸易计价、金融交易等领域达到甚至超越美元的水平。然而,这种思路隐含着一个危险的假设:美元模式是可复制的,且复制美元模式对中国是有利的。汪涛在其著作和系列文章中深刻指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并非美国强大的象征,而是其必然衰落的最大祸根[3]。如果人民币简单复刻美元模式,中国将重蹈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覆辙,并陷入特里芬难题的结构性困境。
更为关键的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极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前中国如果直接以取代美元地位为目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无疑会遭遇美国极尽一切手段的反抗和挣扎,这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风险和成本。因此,探索一条既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又能避免特里芬难题和产业空心化、同时降低与美国直接对抗风险的新路径,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汪涛《科学经济学原理》中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1]、其在"纯科学"公众号发表的关于撮合对消方式解决国际货币问题的系列文章[2][3],以及相关PPT演示材料为基础,系统论证以撮合对消方式解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路。文章首先分析美元霸权的结构性困境及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同构性风险;其次从货币本质出发,论证国际货币与本国法币在需求量上的根本差异;最后提出以建立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为基础的新国际货币体系构想,并探讨中国的战略路径。
二、美元霸权的结构性困境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构性风险
(一)美元霸权的形成与维持成本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始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全球约75%的黄金储备和超过50%的工业产出,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使美元成为唯一可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1971年尼克松冲击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但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金融市场深度,美元继续维持着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然而,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充当国际货币,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
汪涛指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身并不是问题,对全世界的问题是"美元霸权",对美国自身的问题是美元的"国际货币陷阱",这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问题[3]。前者导致全世界对美元的反感和被收割的不满,后者必然导致美国自身的产业空心化。美元霸权的维持需要美国付出多方面的成本:首先,为满足全球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美国必须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逆差,持续向全球输出美元;其次,为维护美元信用,美国需要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和石油美元体系;再次,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美国金融部门过度膨胀,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美国联邦债务已于2026年8月突破40万亿美元。从10万亿到20万亿美元用了9年,从20万亿到30万亿用了4年4个月,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6个月,债务膨胀速度明显加快。这种债务累积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密切相关:正是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才能以极低的成本从全球融资,支撑其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但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正日益受到质疑[10]。
(二)特里芬难题与产业空心化的必然逻辑
1960年,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即著名的"特里芬难题"[4]。特里芬指出,如果关键货币国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其他国家就无法拥有足够的储备货币,从而无法支持贸易和交易的扩张;而世界储备的适度增长只能通过关键货币国家债务的不断增加来实现,这又会加重对该国清偿债务能力的怀疑[12]。在金本位时代,这一矛盾表现为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危机;在信用货币时代,则表现为美元币值稳定与全球流动性供给之间的根本冲突[10]。
特里芬难题的直接后果是国际货币发行国的产业空心化。为了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美国必须长期保持贸易逆差,大量进口外国商品。这意味着美国国内的制造业面临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大量制造业岗位外流。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1.2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有1.1万亿美元来自制造业,占总贸易逆差的86%左右,且制造业贸易逆差在2015至2024年期间逐年增长[13]。这种"去工业化"趋势使美国经济日益依赖金融、服务和消费,实体经济基础被不断削弱。
汪涛将这一机制概括为"国际货币陷阱":一旦法币成为国际货币,印钞比生产更有利可图,产业必然逐步空心化[3]。当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购买"全球商品和服务时,其实体经济的创新动力和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系统性抑制。金融部门因为掌握货币创造的权力而获得超额利润,吸引大量优秀人才和资本进入,进一步挤压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这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国际货币地位→贸易逆差→产业空心化→金融化→更依赖国际货币地位。
从更深层次看,这是一种"根本特里芬难题"——美国霸权与美元霸权之间的矛盾:美国霸权造就了美元霸权,但美元霸权反过来却会导致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及最终美元霸权的丧失。美元让美国患上了"荷兰病",带给美国制造业衰退、产业空心化的反噬,威胁到了美国的长远霸权。
(三)美元潮汐:霸权补偿机制及其失灵
面对特里芬难题带来的产业空心化成本,美国发展出了一套补偿机制——美元潮汐。所谓美元潮汐,是指美联储根据美国利益需要,通过降息和加息的周期性操作,实现美元的"放水"和"收水",从而影响全球资产价格和货币供应,最终达到收割全球财富的目的[11]。其完整周期通常包括五个阶段:放水(降息+QE)、拉高、抽水(加息+缩表)、打崩、抄底。
在放水阶段,美联储降息并扩大资产负债表,大量廉价美元涌向全球,推高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新兴市场国家在廉价美元的刺激下出现经济繁荣,同时大量借入美元计价债务。在抽水阶段,美联储掉头加息,美元资本开始回流美国,新兴市场遭遇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债务成本飙升的双重打击,往往陷入金融危机。此时美国资本以极低价格抄底新兴市场的核心资产,完成一轮完整的收割[11]。
过去40年间,美元潮汐多次成功收割新兴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18年的土耳其货币危机等。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危机后美国资本收购了韩国银行业约一半的股份,新桥资本以5亿美元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几年后退出时赚取数倍利润。这种"割韭菜、薅羊毛"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美国维持美元国际地位的成本,也支撑了美元霸权的延续。
然而,美元潮汐的正常运行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几个前提条件:第一,目标国家实行资本账户开放,允许美元自由进出;第二,目标国家外汇储备不足以抵御冲击;第三,目标国家存在大量美元计价外债;第四,目标国家无法对美国的金融操作进行有效反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此问题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尤其是遇到中国这样美国无力薅羊毛的新兴市场大国,"美元潮汐失灵"问题开始出现。
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部分管制,且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产业链完整。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虽然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一定压力,但始终无法引发中国式的金融危机。2022年以来美联储连续11次加息,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并未出现资本大规模外逃和货币崩溃的局面。这意味着美元潮汐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身上失效了。当最大的"韭菜"无法被收割时,美元潮汐的整体收益大幅缩水,而维持美元国际地位的成本却并未减少。这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国际货币地位的成本方面并无减少,但利益方面却在无限缩小[3]。
(四)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同构性风险与战略困境
以上分析表明,美元霸权并非一种免费的特权,而是一种成本高昂且风险巨大的制度安排。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简单复刻美元模式,中国将面临同样的结构性困境。具体而言,人民币要达到美元级别的国际货币地位,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全球结算体系、中国经济总量远超美国、中国具备控制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等[3]。但即便这些条件全部满足,中国仍将面临特里芬难题:为向全球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中国必须长期保持贸易逆差,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制造业外流和产业空心化。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与美国不同,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制造业。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无异于自废武功。因此,中国面临一个三难选择:既要长期保持制造业优势,又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要避免特里芬难题。在传统国际货币理论框架下,这三个目标几乎不可能同时实现。
此外,从国际战略角度看,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二战后美国极为特殊条件下才获得的。当前美国仍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领先的科技实力。如果中国直接以取代美元地位为目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美国必然会极尽一切手段进行反抗和挣扎,包括金融制裁、技术封锁、军事施压等。这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寻找一条既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又能避免上述风险的新路径,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货币本质再认识:国际货币与本国法币的需求差异
(一)货币的原始本质:解决匹配难题的一般等价物
要理解国际货币的特殊性质,必须回到货币最原始的本质。汪涛在《科学经济学原理》中指出,货币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易货贸易中的三个匹配难题和一个技术限制[1]。三个匹配难题分别是:品种匹配难题——用大米换衬衫,需要找到既有衬衫又需要大米的人;数量匹配难题——用牛换马,交换比例可能是非整数,无法分割;交叉匹配难题——多人多产品之间的复杂匹配,技术上近乎不可能实现。一个技术限制是价值分辨率限制——很多产品有最小形态,从而具有最小价值限制,无法无限细分[2]。
基于此,汪涛给出了货币的科学定义:货币是大家都接受的、价值分辨率接近无限可细分的一般等价物,从而将易物交换从中间拆开,变成买卖过程[1]。买,就是用货币换取各种产品;卖,就是用各种产品换取货币。货币通过这种方式有效解决了易物交换的三个匹配难题与价值分辨率限制,使一切交换过程得以尽可能有效地顺利进行。从商品货币(贝壳、金属)到纸币再到电子货币,货币的形态不断演化,但其核心功能始终未变:作为一般等价物解决交易匹配问题。
这一定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表明,货币的需求量与需要通过货币中介完成的交易总量成正比。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交易都通过货币进行,那么货币需求量就与全社会经济活动总量成正比。货币数量论的方程式MV=PY正是这一关系的数学表达:M为流通所需货币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水平,Y为实际GDP[2]。在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货币需求量与名义GDP成正比。
(二)本国法币的需求量逻辑
在一国境内,法定货币(法币)承担着一般等价物的功能。由于国内交易涉及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存在品种匹配、数量匹配、交叉匹配和价值分辨率等全部难题,因此必须通过货币作为中介来完成交易。这意味着国内货币的发行量需要与国内商品交易的总量成正比。具体而言,根据MV=PY,在货币流通速度V和价格水平P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M需要与实际产出Y保持同步增长。
拥有货币发行主权的国家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获得铸币税。央行发行一百元纸币,就等于获得了(100-造币成本)价值量的铸币税。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可以适度增加货币发行而不引发严重通胀。例如,假设GDP增长5%,允许3%以内的通胀,则货币可以增加发行约8%。对于拥有100万亿GDP的经济体来说,这意味着可以增发约8万亿基础货币(再除以货币周转次数得到实际发行量),这相当于"凭空"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2]。
在国内经济中,铸币税由本国政府获得,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这是合理且可接受的。但如果某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其获得的国际货币铸币税全成了该国的财富,与其他国家无关,这就引发了国际分配的不公平问题。
(三)国际货币的特殊需求结构:仅存在品种匹配难题
国际货币的作用是解决各国主权货币之间的匹配问题。如果全世界都只用一种货币,就不存在国际货币的问题。但由于各个主权国家发行了不同的法币,国际贸易中就面临不同货币之间的交换问题。沿着货币出现的过程来理解,国际货币可看作是"货币的货币",它同样是因应解决不同货币间的匹配难题而出现的[2]。
然而,关键的区别在于:主权货币之间的匹配不存在价值分辨率难题。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价值分辨率接近无限可细分的一般等价物,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多位。同时,由于货币不存在最小形态限制,也不存在数量匹配难题。此外,国际贸易一般只会在两个不同货币区域的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天然地极少出现交叉匹配难题——不会出现同时要获得十几个国家不同货币的交易情况。因此,国际贸易中的不同货币一般只存在品种匹配难题一个问题[2]。
所谓品种匹配难题,是指一国出口商获得了另一种货币,但下一步可能需要去第三国采购,需要第三种货币,之前赚取的货币就用不上。例如,一位中国商人出口到俄罗斯获得卢布,但下一步要去日本采购需要日元,卢布就用不上。传统的解决方式是引入一种国际货币(如美元)作为中介:出口时获得美元,进口时支付美元,从而解决货币品种匹配问题。
但这种解决方式导致了一个巨大的误解: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国际货币的需求量也应该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债务加上外汇储备的总量成正比,就像国内货币需求量与GDP成正比一样。如果简单地沿用国内货币的这个定位和性质,那么全球贸易总量越大,对国际货币的需求就越大,发行国就必须输出越多的货币。2022年全球贸易总量为32万亿美元,如果全部采用美元结算,仅贸易增长带来的新增美元需求就可达数千亿美元[2]。这正是特里芬难题的数量基础。
然而,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国内货币需要一一对应每一笔商品和服务交易,因为商品交易存在价值分辨率和数量匹配难题,无法直接对消。但国际货币不需要一一对应每一笔国际贸易交易。理论上,可以将两国间的国际交易双向对消,只支付差额即可。这可以极大降低对国际货币总量的需求[2]。
(四)撮合对消:降低国际货币需求的理论路径
既然国际货币仅需解决品种匹配难题,而货币本身又具有无限可细分的特性,那么在电子货币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通过"易币贸易"的方式来解决品种匹配问题,从而极大减少对国际货币的需求。所谓易币贸易,是指在国际贸易中直接使用交易双方的本国货币进行结算,而不是通过第三国国际货币中转。这相当于在货币层次上进行"易货贸易"[3]。
在传统纸币条件下,大规模易币贸易实现起来很难,因为需要解决不同货币之间的实时匹配、汇率换算、清算结算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但在电子货币条件下,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轻松解决。电子货币使大规模的易币贸易成为可能,通过撮合对消可将相向支付直接对冲,仅结算差额部分[2]。
以中俄贸易为例。假设中国企业A要向俄罗斯企业B进口1亿美元的货物,同时俄罗斯企业C要向中国企业D进口6千万美元的货物。在传统模式下,需要1.6亿美元的外汇来完成这两笔交易。但如果采用撮合对消:A支付6千万美元等值的人民币给D,这不仅解决了C向D支付6千万美元的问题,还省得D从C收到美元再换人民币的麻烦;同时C支付6千万美元等值的卢布给B,B也省得先收到美元再换成卢布;最后A只需再支付4千万美元差额给B。这样,仅需4千万美元就完成了原来需要1.6亿美元的交易,美元需求减少了75%[2]。
如果将两个国家所有企业和个人都纳入撮合对消网络,理论上只需要与两国间国际贸易差额数量成正比的国际货币,就可以完成两国间的全部国际贸易结算。如果进一步进行多边的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撮合对消,国际货币需求量会进一步降低。例如,国家C1对C2有100亿美元贸易逆差,C2对C3有100亿美元逆差,C3对C1又有100亿美元逆差,将三国连接在一个撮合对消网络里,贸易逆差就相互完全抵消,一分钱外汇都不需要[2]。
由此可见,通过撮合对消,国际货币的需求量可以减少两到三个数量级,从过去的万亿美元级别降至几十亿甚至百亿美元级别。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货币的需求结构,也为解决特里芬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四、以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为基础的新国际货币体系
(一)双边撮合对消的实现机制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提出以建立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为基础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该体系的核心目标是最大限度减少国际货币需求量,从而在不依赖任何单一主权货币霸权的前提下,高效完成全球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结算。其实现路径可以分为双边和多边两个层次。
在双边层次上,撮合对消的实现可以依托已有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通过互换协议,在一定额度范围内,双边国际贸易可以直接使用对方货币进行结算。这意味着前面例子中的A/B、C/D等交易可以直接使用对方货币支付,一分钱国际货币都不需要。最后只用国际货币去结算超出互换额度的部分以及差额部分[2]。
双边撮合对消的具体操作流程包括以下步骤:第一,双边互换和限额内单笔交易本币结算。两国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确定互换额度和有效期,在额度内企业间贸易可直接使用对方货币结算。第二,双边本币尽快相互对冲。商业银行在收到对方货币后,应尽快通过外汇市场对冲,以回避汇率波动风险,使对方货币尽快回到对方国家。第三,月度、季度或年度差额结算。在一定结算周期结束后,双方统计贸易差额,顺差一方持有对方货币,可用于后续进口或投资,也可兑换为国际货币或黄金[2]。
需要注意的是,双边本币结算存在额度限制问题。双边贸易一般很难正好平衡,总会有一方顺差、一方逆差。如果没有额度限制,顺差一方会累积大量对方货币,如果对方货币在国际上流通性较差,就会出现花不出去的问题。因此,双边本币结算的额度应以出口额更小的一方为限。前段时间印度用卢比进口大量俄罗斯石油,总额远超印度对俄出口额,俄罗斯累积了大量卢比却发现其他国家很少接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但即使存在额度限制,撮合对消仍能使国际货币使用量极大下降,因为平衡贸易差额的货币不一定是美元,只要能在若干国家使用即可。
(二)多边撮合对消的数量级效应
如果说双边撮合对消可以使国际货币需求减少一个数量级,那么多边撮合对消则可以使其减少两到三个数量级。多边撮合对消的核心思想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同一个结算网络,在更大范围内对冲贸易差额,使各国间的逆差和顺差相互抵消,最终只需结算无法抵消的净差额。
如前所述,在三边循环差额的情况下(C1对C2逆差100亿,C2对C3逆差100亿,C3对C1逆差100亿),多边撮合后外汇需求为零。在更复杂的多边贸易格局中,虽然不可能所有差额都完全抵消,但参与国家越多,抵消的比例就越高,最终需要用国际货币结算的净差额就越小。汪涛估计,采用多边撮合对消后,美元需求量可降至原来的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2]。即使考虑到各种摩擦和限制因素,减少两个数量级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多边撮合对消的实现需要建立一个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该中心的功能类似于一个全球性的清算所,负责收集和匹配各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支付信息,计算各国的净头寸,并组织差额结算。交易中心可以采用会员制,各国央行和主要商业银行作为会员参与。所有会员的跨境支付信息都汇总到交易中心,由中心进行集中撮合对消,最终的净差额通过国际货币或黄金进行结算。
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的建立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首先,全球国际货币的实际需求总量将大幅下降,最多可能就在百亿美元级别。这意味着即使美元仍然作为国际货币使用,它也更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记账符号,其实际需求量的萎缩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元霸权的基础。其次,外汇储备的需求量也将同步极大减少,甚至基本不需要。各国不再需要囤积大量美元外汇储备来应对国际支付,这将进一步降低对美元的需求。再次,许多币值稳定、有较高信用度、使用范围广的主权货币都可以承担国际货币职能,国际货币体系将从单一霸权走向多元竞争[2]。
(三)电子货币技术的支撑作用
撮合对消在传统纸币条件下实现起来极为困难,但在电子货币条件下就变得非常容易。电子货币技术为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的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具体而言,电子货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实时信息处理。撮合对消需要实时收集和处理海量的跨境支付信息,包括交易双方、金额、货币种类、交易时间等。在纸币时代,这些信息分散在各个银行和国家,难以集中处理。而在电子货币时代,所有交易都以数字形式记录,可以实时汇总到交易中心进行匹配计算。
第二,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基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可以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撮合对消和结算,无需人工干预。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和阿联酋中央银行联合发起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正在探索这一方向。mBridge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支持多国CBDC跨境点对点交易,具备智能合约同步结算功能,交易效率达秒级,成本更低[14][15]。2024年6月,mBridge进入最小可行化产品阶段,2026年已有11家银行成为首批参与机构,在真实货物贸易场景中完成了多笔跨境结算业务[15][16]。
第三,降低结算成本和风险。传统跨境支付依赖代理行链条和SWIFT报文系统,结算周期长(通常需要1-3个工作日)、成本高(手续费约为转账金额的1%-3%)、且存在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而基于电子货币的撮合对消可以实现"秒级到账",大幅降低手续费,并通过点对点直接清算消除代理行风险[16]。
第四,支持多边货币直接兑换。在电子货币平台上,多种货币可以直接进行点对点兑换,不需要通过美元作为中介货币。这使得易币贸易的匹配更加灵活高效,为多边撮合对消提供了技术基础。mBridge项目已实现四种央行数字货币的直接互联互通,未来可以扩展到更多货币[8]。
值得注意的是,电子货币技术的发展正在加速。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不断扩大,CIPS系统的处理能力持续提升,这些都为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的建立奠定了技术基础。可以说,技术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和国际协调。
(四)对美元霸权的降维打击与新体系的构建
以撮合对消为基础的新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霸权构成了一种"降维打击"。所谓降维打击,是指不是在同一维度上与对手竞争(即用人民币替代美元),而是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本身,使对手的优势不再成为优势。美元的所有优势——使用习惯、经济总量、军事实力、金融市场深度——最多只是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优势,但丝毫不能构成维持美元霸权的优势。因为当国际货币的实际需求量减少几个数量级后,美元即使仍然是第一大国际货币,其霸权基础也已不复存在[3]。
这种降维打击的精妙之处在于,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并不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而还是以美元为国际货币,在撮合对消体系下美元更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记账符号,全球所有国际货币实际需求总量最多可能就在百亿美元级别。那么最终美国自己可能都会主动放弃国际货币的地位。因为当国际货币带来的铸币税收益萎缩到微不足道,而维持这一地位的成本(产业空心化、军事开支、债务累积)依然高昂时,继续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对美国来说就变成了一笔亏本买卖[3]。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思路可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团结美国内部的实业力量一起来结束美元霸权。因为美元霸权不仅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也损害美国自身的实体经济。美国制造业的衰落、铁锈带的形成、中产阶级的萎缩,都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密切相关。以"反对一切国际货币霸权"为旗号,既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又能团结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3]。
因此,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不是在维持旧体系前提下去让人民币成为新的国际货币,而是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来取代旧体系。这个新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第一,以撮合对消为基础,最大限度减少国际货币需求量;第二,多种主权货币平等竞争,共同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第三,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作为公共产品,由多国共同治理;第四,电子货币技术作为底层支撑,实现高效、低成本、安全的跨境结算。
在这个新体系中,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是以取代美元为目标,而是以参与全球结算、提供流动性服务为目标。中国不需要通过长期贸易逆差来输出人民币,而是通过撮合对消体系,让人民币在多边结算中自然发挥作用。这样既保持了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又推进了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同时避免了特里芬难题和与美国的直接对抗。
五、中国的战略路径与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采取以下战略路径和政策措施。
第一,明确战略定位,高举"反对一切国际货币霸权"的旗帜。中国应公开宣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成为新的霸权货币,而是推动建立更加公平、高效、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战略定位既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也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汪涛强调,明确地高调打出"反对一切国际货币霸权"旗号,既是有利于最迅速地结束美元霸权的道德制高点,也是向全世界有效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明智选择[3]。
第二,加快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的扩展和深化。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互换额度,延长互换期限,并推动互换协议的实际使用。同时,应鼓励商业银行在双边贸易中更多使用本币结算,建立双边本币对冲机制,降低汇率风险。
第三,积极推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等项目的建设和扩容。mBridge项目已取得积极进展,应加快推进其商业化运营,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同时,应探索在mBridge平台上实现撮合对消功能,将其从单纯的跨境支付通道升级为具有撮合对消能力的多边结算平台。此外,应加强CIPS系统与mBridge的互联互通,形成互补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9]。
第四,倡导建立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中国可以联合金砖国家、上合组织、RCEP成员国等,发起建立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的倡议。该中心可以先在区域层面试点,逐步扩展到全球。交易中心的治理应采用多边协商机制,确保公平、透明、包容。中国可以在技术标准、系统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不应追求独家控制。
第五,保持制造业优势,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实体经济基础。与美元模式不同,人民币国际化不应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相反,强大的制造业是人民币信用的根本支撑。中国应继续推进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保持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六,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撮合对消体系并不要求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但适度的金融市场开放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中国应按照自身节奏,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金融风险。
六、结论
本文以汪涛《科学经济学原理》的货币理论和撮合对消思想为基础,系统论证了一种解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路。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美元霸权存在深刻的结构性困境。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充当国际货币,必然面临特里芬难题,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美国通过美元潮汐机制来补偿维持国际货币地位的成本,但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美元潮汐日益失灵,国际货币地位的成本不减而收益萎缩。人民币如果简单复刻美元模式,将面临同样的产业空心化风险和与美国的直接战略对抗。
第二,国际货币与本国法币在需求量上存在根本差异。本国法币需要解决商品交易中的全部匹配难题,需求量与经济总量成正比;而国际货币仅需解决主权货币间的品种匹配难题,不存在价值分辨率和数量匹配限制,因此理论上可以通过双向对消仅结算差额,极大降低对国际货币总量的需求。
第三,在电子货币技术条件下,通过建立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实现双边和多边贸易与投资支付的撮合对消,可以使国际货币需求量减少两到三个数量级,从万亿美元级别降至百亿美元级别。这构成了对美元霸权的降维打击——不是用人民币替代美元,而是通过减少国际货币需求来终结国际货币霸权时代。
第四,中国应采取"反对一切国际货币霸权"的战略定位,通过扩展双边货币互换、推动mBridge等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建设、倡导建立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等措施,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取代旧体系。
这一思路的核心智慧在于:真正终结美元霸权的不是人民币,而是新型电子货币带来的、以易币贸易为基础的撮合对消结算体系创新。去美元化的本质不是美元被另一个国家的货币取代,而是国际货币霸权时代行将终结。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不是成为新的美元,而是让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多种货币在一个公平、高效、稳定的新体系中共同服务于全球贸易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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