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建国，在重庆观音桥一家建材公司当部门经理，手底下管着十几号人。干了快十年，月薪四万出头，在这座城市不算顶级，但也足够让老家人觉得我出息了。可就是这份“出息”，让我整整三年没回过奉节老家。
去年腊月二十六，我硬着头皮敲开老板办公室的门。老周正对着电脑看报表，头也没抬。我说想请五天假回趟老家，他这才摘下老花镜，上下打量我一番。老周是浙江人，白手起家，最见不得员工耽误工期，何况年底正是冲业绩的时候。
“家里出什么事了？”他问。
我说没事，就是想回去看看我爸。老周没吭声，手指敲了两下桌面。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上个月我刚签了个大单，全公司就靠这个项目过年。可电话里隔壁王婶说漏了嘴，我爸在院子里摔了一跤，自己爬起来的，愣是没告诉任何人。
“就五天。”我又说了一遍。老周最终点了头，脸上却挂着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看得我心里发毛。
腊月二十七清晨，我开着自己那辆银色朗逸上了沪渝高速。四个半小时的车程，从高楼林立的市区一路开到山越来越多、路越来越窄的奉节。快到村口时，我远远看见自家那栋两层小楼，墙皮脱落了大半，露出里头斑驳的红砖。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我爸正蹲在院里劈柴。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裹在身上，背佝偻得像只煮熟的虾。斧头落下时整个人都在晃，劈开的柴火歪歪斜斜滚到一边。我喊了声“爸”，他猛一回头，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先是愣了两秒，随即咧开嘴笑，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咋回来了？”他撑着膝盖站起来，腿明显不太利索。我说公司放假，回来待几天。他嘴里念叨着“耽误工作咋整”，手上的动作却暴露了欢喜——急着去厨房给我热饭菜，差点被门槛绊个踉跄。
那天晚上我烧了热水给他泡脚，才发现他右脚踝肿得跟馒头似的。问怎么弄的，他轻描淡写说下台阶踩空了。我掀开他裤腿，小腿上一片青紫，旧的淤痕叠着新的。厨房灶台上摆着半碗咸菜和两个冷馒头，冰箱里空空荡荡，就几个鸡蛋和一瓶开了盖的豆瓣酱。
我心里堵得慌，第二天天没亮就去了镇上集市，买了两扇排骨、一条草鱼，还有他爱吃的灯影牛肉。回来时看见我爸正对着手机发愁，那是去年我给他买的老年机，他按半天没按出号码。我接过来一看，通讯录里就存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想给你打电话，老是忘咋按。”他搓着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第三天我给他换了张新棉被，又把院里堆了半年的废品卖了。他跟在后面念叨“别乱花钱”，可嘴角一直翘着。晚上我说明天得回去了，他“哦”了一声，钻进厨房忙活到半夜，给我装了满满一罐他腌的萝卜干。那罐子他用塑料袋裹了三层，塞进我背包时眼睛红红的。
我没想到老周会跟来。
第五天清晨我发动车子准备返程，后视镜里突然出现一辆黑色奥迪。这车我认识，老周的座驾，车牌号倒背如流。他从驾驶座下来，身上穿着件灰色羽绒服，踩着一双沾了泥的运动鞋。见我看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干咳了两声。
“周总？您怎么……”
“顺路，看看这边山里的石材资源。”他眼神飘忽，往我身后的院子瞟。我爸刚好端着一碗荷包蛋出来追我，看见陌生人脚下一滑，碗摔在地上，蛋汤溅了一裤腿。老周比我动作还快，两步冲上去扶住我爸的胳膊。他攥着那截细瘦的手腕，整个人僵在那儿。
那件军大衣太薄了，被风一吹贴在我爸身上，肋骨形状清清楚楚。院子角落里堆着我劈好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旁边是我新买的一袋大米和两桶油。堂屋门敞着，能看见那张老式木桌上摆着我爸的中药罐子，还有我给他买的跌打药酒。墙上挂着我妈的黑白照片，镜框擦得锃亮。
老周就这么扶着，一动不动站了将近一分钟。我看见他肩膀开始抖，喉咙里发出类似哽咽的声响。这个平时在办公室骂人拍桌子的浙江老板，突然松开我爸的胳膊，转身背对着我们，从口袋里摸出烟来点，手抖得打火机摁了三次才着。
“你爸腿伤多久了？”他声音哑得厉害。
我说快半个月了，一直瞒着。
老周猛吸了一口烟，烟雾呛进嗓子，咳得弯下腰。他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不知道擦的是镜片上的雾气还是眼睛里的水。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在公司他永远是雷厉风行的样子，训起人来毫不留情，上个月把我手下小李骂哭了他眉头都没皱一下。可现在他就蹲在我家院门口的石墩子上，一个身家几千万的老板，缩着肩膀抽烟，背影比我爸还佝偻。
抽完那根烟，老周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走进院子东看看西看看，最后站在我妈照片前鞠了个躬。出来时他跟我爸聊了几句，问我妈走了几年了，我爸说六年。又问子女几个，我爸说就建国一个，在上海读完大学非要去重庆发展，留不住。
老周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说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我爸双手接过来，眯着眼看上面的字，看完小心折好揣进贴身口袋里。
回重庆的路上，老周让我开他的奥迪，他自己坐副驾驶。沉默了半个多小时，他突然开口：“陈建国，你爸冰箱里就剩三个鸡蛋。”
我说我知道。
“他鞋底裂了条口子你不知道吧，我刚才看见的。”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那双棉鞋我记得，是我前年过年给他买的，老北京布鞋，他舍不得穿，只在出门时才换上。
老周把车窗摇下来，风灌进来吹得他头发乱飞。“我跟我爸十年没见了，”他说，声音被风刮得断断续续，“他在宁波老家，去年中风，我让保姆照顾。上个月保姆打电话说他现在认不得人了，我……”
他没说完，把脸转向窗外。
我余光看见他肩膀又在抖。过了好一会儿，他回过头来，眼睛红得像兔子。“年后给你调岗，重庆这边找个副手顶着，你去负责川东片区，办事处就设在奉节。”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别急着谢我。”老周摆摆手，“今年公司利润比去年涨了百分之三十，你功劳不小。再说，我也有私心。”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看见你爸，我就想起我爸。这辈子钱挣再多，有些账要是欠下了，就再也没机会还。”
他说完又摸出烟，这次手没抖。打火机的火苗蹿起来，照亮他半边脸，眼角那滴泪终于滑了下来。
年后我果然调了岗。在奉节县城租了间小办公室，离老家开车四十分钟。每个周末我都回去，给我爸做饭洗衣服，带他去镇上医院换药。他的脚踝慢慢消肿了，脸上也养出些肉来。
三月份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报表，接到老周电话。他说他回宁波了，把他爸从保姆那儿接出来自己照顾。“老头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他在电话里笑，“但每天给他喂饭的时候，他会抓着我手不放。劲儿还挺大。”
挂了电话，我看了眼窗外。奉节的山已经开始泛绿了，远远近近的油菜花开成一片。我爸昨天打电话来，说他腌的萝卜干快吃完了，问我这周回不回去。
我说回。
那个罐子我还留着，洗干净搁在办公桌上。里面有老周那天偷偷塞进去的两千块钱，他以为我没看见。钱我后来托人还给了他老婆，但罐子没还。每次打开盖子，都能闻到一股萝卜干的咸香味，混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
日子照旧过。工资还是四万，只不过现在每个月固定转八千到我爸卡上，他起初不要，我说是公司发的孝心补贴，他半信半疑收了，转头给我寄了两双他亲手纳的鞋垫。
有时候半夜加班累了，我会把车开到江边停一会儿。嘉陵江的水哗哗流着，对岸万家灯火。我想起老周那天蹲在我家院门口抽烟的背影，想起我爸裂了口的棉鞋，想起那碗摔在地上的荷包蛋。
有些东西碎了还能重来，有些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还好我推开那扇门的时机不算太晚。还好那个平时冷着脸的老板，那天鬼使神差地跟了过来。
他看见了一个父亲的孤独，也让我看见了一个老板的人味。
窗外的风又吹进来，带着点江水腥气。我拿起手机，拨了那个只存了一个号码的通讯录。
响了两声就接了。
“爸，这周末想吃什么？我买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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