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鲁迅文学周
8月30日晚，“内容的充实与技巧的上达：一丝不苟的鲁迅精神”活动在朵云书院·复旦管院店举办。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郜元宝与青年副研究员吴天舟以漫谈的形式，从鲁迅的文学观念、创作实践与改稿习惯等角度切入，带领现场读者体悟鲁迅作为思想家、作家、战士和普通人的一丝不苟的精神。本次讲座也是2026鲁迅文学周系列活动之一，8、9月间上海各文化场馆持续推出各类鲁迅主题文化活动。
《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讲座题目出自鲁迅1928年发表于《三闲集》的《文艺与革命》一文：“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吴天舟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吴天舟由这句话谈起，指出对鲁迅而言，文艺首先是一个动作、一项工作，是他与那个宏大时代打交道的方式。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中，鲁迅首先抛出“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两个“灵魂之问”，又深入辨析“血写”与“墨写”之别：血写的文字固然惊心动魄，却也容易变色、消磨；文艺的真实未必在日记、自叙传式的实录里，反而有赖于虚构的自觉。在吴天舟看来，这种对虚构、对文艺书写的信赖，归根到底是对写作者自身行动的信赖——正因如此，鲁迅才把“内容的充实与技巧的上达”这一极高要求，首先加诸自己身上。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郜元宝进而把话题引向“鲁迅的基本身份”。郜元宝指出，鲁迅心目中的文艺是一个富有张力的两极结构：一端是“血写”——不击中现实的要害，便没有资格成为文艺，这是“内容的充实”的一面；另一端是“墨写”，即文学家所“逞能”的部分。“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年后，鲁迅才写出《为了忘却的纪念》；他的杂文虽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近于肉搏，却也要写在深夜，与白昼拉开距离。鲁迅从不回避革命、中国与世界、妇女、儿童、教育等大问题，但切入点总是日常生活中人人可以亲手抓住的小事——《端午节》《记“发薪”》写的正是他亲身讨薪的经历，举重若轻，由小见大。
活动现场
围绕“技巧的上达”，郜元宝回顾了新文学史上的一场论争：1944年杨晦在《曹禺论》中批评曹禺一味对标西方大师，不知不觉偏离了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与情感方式，但也有人为曹禺辩护，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技巧与形式，就如中国的新的白话文，必须要经历这一段“拿来主义”、向各国先进文学学习的阶段，并且这个阶段还将相当漫长。而鲁迅的态度是“既要又要”——既要内容的充实，又要技巧的上达，这才是鲁迅心目中中国新的文艺。《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悼念名篇，兼具血的真挚与可诵可传之美，置于中国古代悼亡文字之列亦不逊色。
郜元宝还提示了阅读鲁迅的一条线索：重要的问题，鲁迅会说很多遍。郜元宝借海德格尔“重要的哲学家一般都思考一件事”之说指出，鲁迅理想的杂文如“深山大泽”，看似无所不包，其中自有不变的核心：阿Q的根苗早在1907年《摩罗诗力说》“中落之胄”“喋喋语人”一段中已然埋下；《呐喊》《彷徨》二十余篇小说“虽云短篇，颇同长篇”，串起来便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野草》中“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一语，在鲁迅的小说、演讲、散文诗与书信中反复出现达七次之多，背后是他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深沉忧思。
鲁迅
最能体现“一丝不苟”的，是鲁迅对字句的态度。蔡元培为1938年版《鲁迅全集》作序，特别称许鲁迅“字句之正确”——郜元宝提醒，这五个字背后站着古今中西整个文明史，在鲁迅那样的思想层次上做到字句正确尤为艰难。章太炎“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的教诲、周作人所回忆的兄长“文字上一种的洁癖”，与鲁迅自道“至少看三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共同勾勒出一个近乎偏执的“改稿狂”形象。郜元宝的研究还发现：《故事新编》前后缠斗十三年，鲁迅一直改到生命尽头，直到最后一稿仍在字句间“死命较劲”。
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落幕，不少读者表示，这场看似“随便谈谈”的漫谈，恰恰让人看见一个在思想上反复开掘、在字句间一丝不苟的更立体的鲁迅。
制作：陈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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