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9月2日，联合国发言人迪雅里克宣布，中国已经结清2026年度联合国经常预算分摊款，随着这笔款项到账，目前已有133个会员国完成全年缴款。联合国方面公开表示感谢，称这笔资金对于缓解当前流动性危机“非常有帮助”。与此同时，美国仍有约50亿美元相关款项尚未付清，其中超过20亿美元属于经常预算，约30亿美元涉及维和行动。美国国务院此前虽然已经启动支付程序，计划先支付7.25亿美元经常预算和1.25亿美元维和经费，但距离全部欠款仍有明显差距。
这组数字之所以受到关注，并不只是因为欠款金额巨大，而是因为联合国正在经历的，本质上是一场持续恶化的流动性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年初已经警告，如果会员国不能履行缴款义务，联合国可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对于一个依靠193个会员国共同承担经费的国际组织而言，预算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行政开支，它关系到维和、人道主义援助、难民事务、发展项目以及大量国际协调机制能否正常运转。钱不到位，很多机构就只能削减活动、延迟支付，甚至压缩人员和项目规模。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9月2日完成2026年度经常预算缴款，意义并不只是“多了一个缴费国家”。联合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9月1日，已经有133个会员国全额缴清2026年度经常预算分摊款。 这说明绝大多数会员国仍然把履行联合国财政义务视为成员责任，而真正突出的问题，是少数大国长期拖欠所形成的资金缺口。尤其美国是联合国经常预算和维和预算最大的单一出资国，其缴款规模本身就意味着，一旦付款迟延，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普通会员国。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拖欠会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技术问题。特朗普政府过去一段时间持续要求联合国进行大幅改革，并批评联合国机构效率低下、支出过高，同时推动削减美国参与和资助的一些国际项目。4月，美国方面甚至被报道考虑把缴纳联合国欠款与推动相关改革、限制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影响力联系起来。 这就使“欠款”逐渐从一个财务问题变成了政治工具：美国并非完全没有支付能力，而是在借助资金杠杆要求联合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整。
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并不难理解。美国长期是联合国体系最重要的资金提供者之一，因此华盛顿天然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当一个国家发现自己的资金贡献可以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时，便可能把缴款从单纯的义务变成谈判筹码。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联合国的财政机制如果过度依赖少数大国，一旦这些国家把付款与政治条件绑定，整个组织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一个国际组织能否持续运转，不应该取决于最大出资国是否满意，更不能让基本预算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
美国的问题还在于，它既要求联合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又在财政层面制造不确定性。维和行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美国计划支付的1.25亿美元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维和行动，而其目前拖欠的维和经费却约30亿美元。如果一个国家一边要求国际组织解决冲突、维护和平，一边又长期拖欠相应费用，那么最终承担成本的就不仅是联合国本身，还包括那些依赖维和与人道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国际责任一旦出现“选择性履行”，多边体系最重要的信用基础就会受到侵蚀。
当然，也不能把联合国当前的财政困境全部归咎于美国。联合国自身长期存在机构庞杂、行政效率、项目重复以及预算使用效率等问题，改革确实具有必要性。美国要求提高透明度、削减低效支出，其中部分诉求并非毫无依据。问题在于，改革与履行义务并不是二选一。可以要求联合国改革，也可以在会员国框架内推动预算调整，但不能把已经确定的财政责任变成无限期拖延的谈判筹码。否则，所谓改革最终可能演变成削弱多边机制的手段。
更深一层看，中国与美国在联合国缴费问题上的不同表现，也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治理思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重要出资国，按规则完成相应缴款，至少在财政层面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既然参与多边机制，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美国则越来越倾向于重新计算“付出与收益”，当一个国际组织无法完全满足自身政策目标时，就通过减少资金、退出部分机制或者要求重新谈判来施加压力。
这种变化值得警惕。联合国当然需要改革，但真正有效的改革，应当是在规则内部修补制度，而不是让资金供应成为大国施压的工具。否则，今天可以因为预算争议拖欠会费，明天也可能因为政治分歧削减维和资金，后天则可能让整个多边体系陷入“有任务、没经费，有机构、难运转”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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