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课本当中很少提及这样一桩南宋奇闻，新皇帝刚刚完成登基大典，他从前居住的王府就被都城百姓蜂拥闯入，府内器物任由民众取拿，官府不予抓捕治罪，这便是南宋临安特有的“扫阁”故事。很多网络通俗内容将其渲染为古代版本的“合法零元购”，解读成宋代皇权软弱、百姓可以肆意侵占皇家财产的直接证据。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南宋时人的一手笔记与史料原文，剥离网络传播形成的猎奇滤镜，就会发现，扫阁并不是国家明文律法，而是一套政治仪式性质的“故事”，也就是朝堂通行惯例。这一习俗的本质是南宋皇权与临安市民社会之间精心设计的政治互动，而宋宁宗赵扩嘉王府被百姓席卷一空的极端个案，恰恰暴露这套惯例在突发政治变局之下潜藏的制度漏洞，不能把特殊情况下的失控，直接等同于习俗本身的制度设计。
绍熙五年，南宋爆发著名的绍熙内禅，宋光宗因为重病，拒绝主持宋孝宗的丧礼，朝堂陷入巨大动荡，太皇太后吴氏联合朝臣，仓促拥立嘉王赵扩即位，即宋宁宗。据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宪圣拥立》原文记载：“先是，皇太子即位于内，则市人排旧邸以入，争持所遗，谓之‘扫阁’，故必先为之备。时吴兴为备，独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绝不为备，故市人席卷而去”。
这段原始史料交代清楚事件的背景：“扫阁”习惯早已存在，按照惯例，潜在的皇位继承人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原本舆论看好的吴兴郡王赵抦早早预做安排，把府中贵重财物转移；而嘉王赵扩此前已经接到任命，准备赴福州任职，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仓促登基，王府珍宝器物全部留存府中，没有做任何转移。
就在赵扩在重华宫手足无措，口中反复念叨“告大妈妈，臣做不得，做不得”的时候，被韩侂胄强行披上黄袍接受百官朝拜。此时，临安城内百姓突然听闻新君即位的消息，这才成群结队冲进毫无防备的嘉王府，府内财物被民众尽数拿走。
后世不少通俗文章据此演绎，百姓连房屋门窗木板尽数拆毁，但是通读《四朝闻见录》原文，书中只写“市人席卷而去”，并没有拆毁屋宇的文字记录，拆毁门窗属于后世演绎放大的情节。
同样是南宋新君即位，宋理宗即位之时，扫阁流程就完整有序，据《宋史全文》记载：“依故事，纵百姓入沂王府扫阁，先命移贵重之物于内，余听民取之”。这条史料清晰还原习俗原本的操作流程：朝廷会先派遣内侍，把潜邸内部金银、字画等贵重财物移入皇宫大内，剩下普通家具杂物，才允许百姓进入拾取。这套仪式的初衷，是新君已经化家为国，旧王府不再属于私人居所，放出剩余器物，用以“与民同乐”，让都城百姓分得皇家的喜庆福气，以此收拢临安市民的人心，巩固新登基君主的统治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扫阁仅仅是南宋朝野共同默认的惯例，它并不载入国家成文法典，《宋刑统》当中没有任何条文允许百姓哄抢王府财物。这项习俗只适用于新皇帝从前居住的潜邸，皇宫大内始终戒备森严，普通百姓绝无可能踏入半步。
这就足以证明，扫阁从根源上就不是对皇权的否定，反而是皇权主动设计出来的政治表演。临安作为南宋行在，城市人口超过两百万，市民阶层高度发达，市井舆论对于朝堂政治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新君刚刚继位，最需要争取京城民心，如果登基第一天就出动军队驱散前来“沾福”的百姓，会立刻落下刻薄寡恩的舆论骂名，不利于皇权稳固。所以朝廷选择主动释放旧邸的次要财物，用极小的物质代价，换取都城民众对新君主的好感。
习俗本身也暗含隐性规则，百姓只允许搬取可移动器物，不能毁坏房屋主体，不许斗殴伤人，一旦越过这条边界，依旧会受到官府的惩处。宋宁宗嘉王府的惨剧，根源并不在于习俗本身，而是绍熙内禅属于一场秘密推进的突发事件，整套预先转移财物的前置流程完全来不及执行，才造成府中财物被尽数取走的结果。
对比两宋历史，更能够看清扫阁习俗生成的时代土壤。北宋一百六十余年，并没有扫阁习俗的相关记载。北宋的储君大多很早就确立太子身份，拥有充足时间处置府邸财产，皇位交接流程平稳有序，不需要依靠这类市井仪式收买民心。
南宋立国之后，国土残破，政局动荡，多次出现内禅、仓促拥立新君的局面，宋高宗禅位宋孝宗、宋孝宗禅位宋光宗，再到绍熙五年拥立宋宁宗，皇位更迭多次带有突发色彩。同时南宋朝廷偏安临安，皇权的统治根基很大程度上仰仗江南地方社会与都城市民的认同，于是诞生了扫阁这种打通朝堂礼仪与市井民俗的特殊惯例。
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是皇家王府，即便来不及转移财物，为什么不派遣士兵把守，直接驱散涌入的百姓？
要理解这一点，就不能脱离南宋的政治环境。新君登基之初，朝堂局势尚未稳定，宋宁宗本人就是被朝臣与太皇太后强行推上皇位，皇权根基十分薄弱。如果动用武力镇压参加扫阁的百姓，这件事会迅速在临安城传播，民间会把新君主解读为小气、背弃祖宗旧例，损害君主的政治声望。但这种妥协是有限度的，一旦出现伤人、纵火、毁坏建筑等恶性事件，官府依旧会出手干预，所谓“合法”，仅仅局限于习俗划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将其等同于不受约束的哄抢。
宋宁宗遭遇扫阁之后，后续宋理宗即位，朝廷吸取前车之鉴，严格落实“先移贵重之物于内，余听民取之”的操作，沂王府扫阁就没有出现财物全盘损失的状况，这也从侧面印证，嘉王府被席卷一空，属于特殊时局造就的孤例，并非每一次扫阁都会演变成大规模财产损失。
叶绍翁作为距离绍熙内禅时代很近的南宋文人，撰写《四朝闻见录》，目的是记录朝堂轶闻，补充正史的疏漏，他把嘉王府扫阁一事记录下来，也暗含一层对朝堂政治的反思。大臣们仓促完成权力更迭，把毫无心理准备的嘉王推上皇位，朝堂权力博弈带来的意外代价，最后落到新皇帝个人身上。
后世不少网络内容借这件事过度渲染宋朝皇权弱小，甚至鼓吹宋朝百姓可以随意抢夺皇家财产，这是对史料的片面误读。整个封建时代，皇权始终居于社会秩序的顶端，扫阁是皇权主动释放出来的政治姿态，不是民众争取得来的权利。官府允许百姓拾取遗留杂物，前提是皇权掌握主动权，贵重宝物早已提前转移，牺牲的本就是准备舍弃的旧家物件。
透过扫阁这桩南宋奇事，我们可以得到更深一层的历史启示。任何习俗与惯例，都要依托预设的流程与稳定的时局才能够正常运转。当突发政治事件打破原有预案，原本寓意与民同乐的仪式，就会滑向失控。
扫阁习俗见证了南宋市民社会的崛起，市井的风俗、民众的情绪，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影响朝堂行事，可它终究是封建皇权体系内部的一种缓冲手段，并不代表民众拥有真正的财产权利。读历史不能只盯住猎奇的故事片段，把孤例当成制度常态，只有把个案放回时代背景，对照多条原始史料互相参证，我们才可以分清什么是制度设计，什么是时局催生的意外，真正读懂习俗背后复杂的政治逻辑。#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