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二，在尼姑庵做了整整两年义工，上个月说走就走了。
没跟谁红过脸，也没闹过半句不痛快。就是某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我照例骑上那辆咯吱作响的电动车，晃悠到山脚下，锁好车，拎着两桶油开始往上爬。爬到半山腰那个再熟悉不过的拐弯处，太阳刚露了半个脸，雾气缠在林子里，黄墙黑瓦在树影间若隐若现。往常走到这儿，我胸口会微微一松，觉着总算到了个能喘口气的地儿。可那天，脚底板像被胶水粘住了似的，怎么都迈不动。我就那么杵着，足足站了五六分钟，然后一转身，原路下了山。
后来有人追着问我为啥不去了，我脱口甩出一句把自己都惊着了的话——“有些尼姑庵，比外头的世界还现实。”
这话听着刺耳，可我把这两年扒拉了一遍，觉得不吐不快。
说起来，我去那儿纯属歪打正着。前年离了婚，整个人像被抽了脊梁骨，不是嚎啕大哭那种垮法，是悄没声儿地往下出溜。白天在厂里修机器还能强打精神，晚上推开门，屋子里空得掉根针都带响儿。冰箱门上还贴着我前妻留下的便签，歪歪扭扭写着“酱油在左边柜子”“别忘了交电费”，她走时忘了揭，我就那么瞧了快两年，愣是没舍得碰。我妈瞧不过眼，非拽着我去山上庵里转转，说她信佛，那儿清净。我嘴上嘟囔着“我又不信那玩意儿”，可脚还是跟着去了。
头一回去，印象确实不赖。山风扑面，鸟叫虫鸣，没人追着你问工资几两、房子几套、啥时候续弦。庵里的师父们穿着灰扑扑的海青，走路轻手轻脚，说话细声细气。我帮着搬了几箱子香烛，抄起扫帚划拉了半天的院子，晌午蹭了顿斋饭，就萝卜白菜就着白米饭，我竟扒了两大碗。临走时，一个年轻小尼姑把我送到门口，双掌合十念了声佛号，我笨嘴拙舌地只晓得点点头。
回家路上，心里头确实松泛了些。不为别的，就为那地方不催你。不催你升职加薪，不催你成家立业，不催你活成别人眼里的模样。你闷头扫一上午的落叶，那就是一上午的落叶，没人问你这一扫帚下去值几个铜板。
打那以后，我就成了常客。每个周六雷打不动，早上八点上山，下午四点收工。搬货、扫院、通水管、帮厨房择菜——我本就在厂里干维修，这些粗活手到擒来。庵里拢共七八位师父，岁数都不小了，有位六十多的老师父腰不好，弯个腰都费劲，我去了多少能搭把手。
可日子一长，眼珠子就不够使了。
先说那香火钱的事儿。你们甭以为出了家就跟孔方兄绝交了，错了，大错特错。每逢善男信女来上香，功德箱旁边准有人拿笔拿本盯着。捐得多的，名姓用朱笔誊在大红纸上，贴得满墙都是，风光无限；捐得少的，就寥寥几笔缩在小本子里，跟见不得光似的。出手阔绰的居士一来，师父们满面春风，端茶递水，亲自陪着上香，那热乎劲儿能持续到人家车屁股都瞧不见了。可手头紧巴的老太太，扛着袋米或拎桶油上来，师父们嘴上客客气气，脚底下却像生了根，喊一声“路上当心”就算尽了本分。有个七十多的老居士，每月退休金才一千挂零，回回都背东西来，可那份客气跟对有钱人的殷勤一比，简直是大相径庭。我倒不是说师父们心术不正，但这份厚此薄彼，你待久了，瞎子都看得出来。
再说说义工这潭水，那更是分层级的。有钱有势的义工，压根儿不用碰扫帚拖把，只管帮着联络居士、张罗法会、管管账目，穿得也体面，有些女居士来上香还描眉画眼，腕子上戴个水头十足的玉镯子。师父们对她们那叫一个和颜悦色，左一声“某居士”右一声“您费心”，笑得跟朵花似的。像咱这种干粗活的，来了就是驴拉磨——扫院有咱，搬货有咱，掏下水道还有咱。干了一年多，愣是没几个人问过我姓甚名谁。后来熟了，师父们喊我“那个修水管的”，不是存心轻慢，是压根儿没工夫记你叫啥。有一回来了个新义工，开着辆锃亮的宝马，人家压根不下车干活，就坐在客堂里跟师父们唠了一下午的嗑。走时师父们一路送到停车场，车都跑没影了还抻着脖子瞅。那天我正猫着腰修厕所的水龙头，溅了一身的水，人家打旁边过，眼皮都没撩一下。我不眼红，我就是觉着……可笑得慌。我一个在流水线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年的工人，家没了，心空了，跑庙里图个清净，结果清净没捞着，倒撞见了一个微缩版的人间剧场。
最让我心里堵得慌的，是去年翻修大殿那档子事。庵里缺银子，师父们便张罗了一场“法会”，说白了就是变着法儿化缘。交三千的坐后排，交五千的坐中间，交一万的坐前排还有专属名牌。那天大殿里乌泱泱来了两百多人，袈裟崭新，梵呗悠扬，前排坐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手机震得跟打摆子似的，他也不接，就搁桌上颤，旁边人还一脸羡慕地瞟他。念完经，师父慢悠悠地讲“广种福田，功德无量”，然后就开始收钱。我靠着墙角搬凳子，心里头翻江倒海——这不跟KTV订包间一个德行？钱多的雅座，钱少的散席，唯一的不同是人家那儿叫“消费”，这儿叫“功德”。
后来我跟一位干了五年的老师傅义工嚼舌头，我说：“师父们也兴这套？”老师傅乜了我一眼，嘬着牙花子说：“小子，出家人不吃五谷杂粮？不生病不抓药？不修房不盖瓦？她们也是肉眼凡胎。”我又问：“那这不跟外头一样了吗？”他闷了半晌，吐出一句：“外头是明枪明刀地分三六九等，这儿是暗度陈仓地分，扒开皮瞧，骨髓里都是一个味儿。”这句话像颗钉子，楔进我脑子里，到现在都拔不出来。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那位腰不好的老尼姑。她在庵里待了三十多年，平日里话最少，活儿最重，扫殿擦像整理经卷，没她不干的。她没儿没女，没退休金，庵里管吃住，一个月连个零花钱都没有。上个月她摔了一跤，胯骨裂了，住院花了八千多，庵里掏的钱。可她回来后，没人搭把手照料。别的师父各忙各的，义工们也都有自个儿的一摊事，我瞧不过眼，就每天去给她送饭、搀她如厕、擦身换衣。这么伺候了两周。
有一天她忽然跟我说：“你甭来了。”
我愣了：“咋了？”
她脸冲着墙，声音闷闷的：“师父说了，我这把老骨头不中用了，留在庵里也是白费粮食，准备送我去山下敬老院，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我待了三十年……师父讲，我干不动活了，留这儿是累赘。”
我端着碗粥杵在那儿，热气扑了我一脸，也糊了我一双眼。那晚我翻来覆去烙大饼，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我妈。她今年六十八，一个人在老家，退休金也薄，万一哪天她也干不动了，是不是也得被这么“送走”？不是被儿女抛弃，是被这个世道悄没声儿地撇下。
第二天我没上山。第三天也没。第四天那个小尼姑打电话来，说师父问你咋不来了，厕所水龙头又漏了。我说我忙。她顿了一下，说好。电话撂了。我坐沙发上瞅着手机屏幕灭了光，又抬眼去看冰箱上那张贴了快两年的便签，突然发现，那字条上的字不再扎心了。
我把事儿跟我妈学了，我妈听完，边择韭菜边慢悠悠地说：“这下明白了？”
“明白啥？”
“哪儿都一样。有人的地方就有高低，有高低的地方，就有被撇下的。”
我咂摸半天：“那还信不信？”
我妈把菜往盆里一丢：“信不信在你自个儿。甭指着谁替你把这世道洗干净。”
上周六我又没去尼姑庵，改道去了我妈那儿。去市场剁了两斤肋排，小火慢炖了一砂锅汤。她端着碗喝了一口，皱眉头说咸了。我说下回少搁半勺盐。她眼角的褶子挤到一块儿，笑了。我也跟着笑了。
这世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吊诡——我本是去庵里寻一片净土，结果瞧见了一面照妖镜，镜子里头，晃来晃去全是自个儿和旁人的影子。那老尼姑被送走时，没哭没闹，只默默收拾了一个小布包。我帮她拎到山门口，她回头望了那黄墙一眼，嘴里念叨：“三十年，一棵树都长成材了。”我鼻子一酸，赶紧别过脸去。
你说，咱这辈子拼了命地往上爬，争座位、抢名头、攒功德，到头来图个啥？是不是哪儿都是江湖，庵堂庙宇也逃不过人情冷暖这一关？连佛门清静地都按“功德”标好了价码，那咱这凡胎肉身的，还能上哪儿去找那个不分高低、不论贫富的干净角落？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是没想到，这熙熙攘攘，竟连晨钟暮鼓都没能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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