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是炊事员，多打一勺菜给女军医，3年后转业，原来她喜欢我
1983年秋天，我被分到南方一座山沟里的炮兵连，当了炊事员。
那地方一年到头湿漉漉的。山风从营房后面的竹林里钻出来，带着一股泥土和腐叶的腥气。一下雨，伙房门口的黄泥能没过鞋底，走一步拔一下脚。
我刚到炊事班的第一天，班长周建国就把一把缺了口的菜刀塞进我手里。
“会不会切菜？”
“不会。”
“会不会烧火？”
“在家烧过。”
“烧过几次？”
“记不清了。”
周班长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把围裙往我身上一套。
“记不清就从今天开始记。咱们连一百零八张嘴，你手里的不是菜刀，是饭碗。切坏了菜，大家挨饿；烧糊了锅，你自己先尝。”
那天晚上，我把一锅萝卜炖得发苦。
连长端着碗吃了一口，眉头皱了皱，倒没骂我，只说了一句：“新兵，萝卜不是木头，别往死里炖。”
伙房里的人都笑了。
我脸烧得发烫，低头把那锅菜重新加水，又放了些盐，忙到后半夜才把灶台收拾干净。
从那以后，我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先摸黑去柴房抱木柴，再蹲在灶膛前把火捅旺。等锅里的水冒气，外头才刚刚亮出一线灰白。
我以为炊事员的日子就是围着锅台转，直到那年十一月，卫生队来了一个女军医。
她姓沈，叫沈知微。
她第一次来伙房是在一个下大雨的傍晚。
那天连里训练回来得晚，大家挤在窗口前打饭。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流，门口积了半尺深的水，卫生队的人穿着雨靴，一个个裤脚都湿透了。
沈知微排在最后。
她个子不高，肩膀却挺得很直，白大褂外面罩着一件旧军绿雨衣，头发剪得齐耳短，额头上沾着一缕湿发。她手里端着搪瓷饭盒，站到窗口前时，已经没有多少菜了。
周班长舀了一勺白菜粉条。
她接过饭盒看了一眼，轻声说：“谢谢。”
她转身的时候，脚下踩到一块湿滑的泥，身体晃了一下。我下意识伸手扶住窗口边的木板。
她站稳后看了我一眼。
“没事。”她说。
我嗯了一声，低头去收拾案板。
那天晚上，卫生队值夜班的人没来得及吃饭。周班长让我把剩下的稀饭送过去，我提着铝桶走到卫生队门口，正好看见沈知微坐在桌边缝一只被划破的手术包。
屋里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灯罩边缘熏得发黄。她听见脚步声抬头，眼底有明显的疲倦。
“你们送饭还送到门口？”
“班长让我送粥。”
“放这儿吧。”
我把铝桶放在桌边。她起身拿碗，刚舀了一勺，门外忽然传来护士喊她的声音，说有个新兵高烧不退。
她端着碗停了一下，把碗放下就往外走。
“沈医生，粥还没喝。”
“回来再喝。”
“凉了就不好喝了。”
她回头看我，像是没想到我会多说这句。
“那你帮我盖一下。”
她指了指桌上的搪瓷碗。
我过去拿了一个盘子扣在碗上。
她站在门边看了看，说：“谢谢，赵师傅。”
我愣了一下。
“我不姓师。”
她忍不住笑了：“你不是炊事班的师傅吗？”
“我姓许，许向东。”
“那以后叫你许同志。”
“叫啥都行。”
“那你先别走。”她说，“等我回来，告诉我这粥里放了什么，怎么这么香。”
她说完就跑了出去。
我站在卫生队里等了她十多分钟。屋外的雨把窗玻璃打得噼啪作响，桌上的粥一点点冒着热气。我本来想说是小米、南瓜和一点陈皮，后来觉得她只是随口一问，便提着空桶走了。
第二天早上，周班长安排我给大家打菜。
那顿饭是土豆烧肉，肉不多，土豆却炖得软烂。队伍排到卫生队时，沈知微正好端着饭盒过来。
前面几个女同志每人一勺。
轮到她时，我手腕往下沉了一下。
一勺土豆烧肉，我比别人多给了她三块土豆，又从锅底捞出一小块肉，压在最下面。
她低头看了看饭盒，抬起眼睛。
“怎么我的多？”
“你们卫生队忙，吃饱点。”
“别人也忙。”
“你今天看着更忙。”
她怔了一下，嘴角轻轻动了动，没再问，端着饭盒走了。
旁边的张大庆正在给人发馒头，听到这句话，抬头冲我挤了挤眼。
“许向东，你还会看人忙不忙？”
“少说话，发你的馒头。”
“我看你是看人家好看。”
我把菜勺往锅沿上一磕。
“再胡说，晚上你刷锅。”
他立即闭了嘴。
可从那天开始，只要沈知微来打饭，我总会多打一勺。
有时候是多两块冬瓜，有时候是多半勺豆腐。若当天有肉，我就尽量给她捞一小块。她也不说破，每次接饭盒时总会低头看一眼，然后抬头冲我笑笑。
我那时候真没往别处想。
在部队里，一个炊事员给医生多打点菜，算不上什么大事。她经常值夜班，常常错过饭点，我只是觉得她太瘦了，吃不饱容易累。
而且她对谁都客气。
卫生队里那个刚参加工作的护士小陶，手上被玻璃划了一道口子，沈知微给她包扎时比对自己的伤还认真。连队有个老班长腰疼，她不但给他开药，还专门画了一张动作图，教他怎么起床、怎么弯腰。
她就是这样的人。
我多打一勺菜，她收下一句谢谢。我们之间，顶多算熟悉一点的战友。
真正让我开始记住她，是有一天晚上，她来伙房还饭盒。
那天我正在淘米，听见门响，回头看见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洗干净的铝饭盒。
“这个还给你。”
“放那儿吧。”
她没放，反而走到灶台边，把饭盒递到我手里。
“你们炊事班是不是每天都吃剩菜？”
“哪能呢，大家吃啥我们吃啥。”
“我听小陶说，你上次把自己的鸡蛋给了她。”
“她发烧，没胃口，鸡蛋软和。”
“那你自己吃什么？”
“我吃馒头。”
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从白大褂口袋里拿出一个纸包。
“给你。”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两块芝麻糖。
“哪来的？”
“我家寄来的。”
“你留着吃。”
“我不爱吃甜的。”
“你刚才不是说家里寄来的？”
“家里寄来的就一定要爱吃吗？”
她说得理直气壮，我只好收下。
她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问：“明天午饭是什么？”
“白菜炖粉条。”
“有肉吗？”
“没有。”
“那你明天给我多打一勺白菜。”
“你不是不喜欢吃白菜？”
“以前不喜欢。”
“怎么又喜欢了？”
她想了一下，说：“最近觉得白菜挺甜。”
说完，她推门走进夜色里。
我站在伙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拐角，手里的芝麻糖被我攥得有些变形。
第二天中午，我果然给她多打了一勺白菜。
她端着饭盒离开时，走出几步又回头看我。
我正忙着给下一个人打菜，没来得及说话。她便把脸转了过去，耳朵却红了一小片。
那年冬天，山里的冷和北方不一样。
北方的冷是干脆的，南方的冷却像一层湿布，贴在衣服上，慢慢往骨头里钻。伙房墙角总是返潮，棉被摸上去凉冰冰的，鞋袜晾一夜也干不了。
我手上长了冻疮，手指一弯就裂口子。
某天清早，我在案板上剁排骨，右手食指忽然渗出血。血滴在木板上，我正准备拿盐擦干净，沈知微从门外走了进来。
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缸里冒着热气。
“手怎么了？”
“没事，裂了。”
她放下搪瓷缸，拉过我的手看了看。
“这叫没事？”
“炊事员的手，磕磕碰碰正常。”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觉得流血不算伤？”
她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小瓶药膏，挤在棉签上，低头替我涂伤口。
她的手指很稳，棉签碰到裂口时，我忍不住缩了一下。
“疼？”
“不疼。”
她抬头看我：“许向东，你就不能说一次实话？”
“有一点。”
“这不就对了。”
她低头继续替我涂药，眉头微微皱着。炉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鼻尖被热气熏得泛红。
“这个药膏你拿着，每天晚上涂。”
“卫生队药不多吧？”
“这是我自己的。”
“那更不能拿。”
“你不用就等着手指裂到不能拿刀。到时候全连的人都跟着你喝稀饭。”
我只好接过来。
她端起那个搪瓷缸递给我：“姜糖水，喝了。”
“我不冷。”
“你嘴都冻紫了，还说不冷。”
我捧着缸子喝了一口。姜味很重，甜得发腻，喝下去之后胸口慢慢热起来。
她看着我把一缸水喝完，才收起药膏。
“许向东。”
“嗯？”
“以后你给我打菜，别只多打一勺。”
我抬头看她。
她神色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多打几块肉。”
我笑了：“连里一个月就发那么点肉票，你当我是司务长？”
“那就把你自己的那块给我。”
“行啊。”
我嘴上答应得痛快，心里却没当真。
她也笑了，伸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这才对。”
她走后，张大庆从门帘后面探出脑袋。
“刚才我可都看见了。”
“看见什么？”
“人家给你送姜糖水，还摸你的手。”
“她是在给我看冻疮。”
“看冻疮要摸那么久？”
我拿一根葱扔过去，他笑着躲开。
“许向东，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迟钝。”
“你再说一句，今晚排骨你别吃。”
他立刻低头择菜，再不吭声。
那一冬天，沈知微来伙房的次数多了起来。
有时候是送饭盒，有时候是来取开水，有时候只是站在门口问一句今天吃什么。
她知道我会做面片汤，便说卫生队的人都想吃。可真到了我端着面盆送过去，她又说不能总麻烦我。
我说：“做一盆面片也是做，没什么麻烦。”
她便把钱票递给我。
我不接。
她坚持塞到我手里。
我又放回她桌上。
两个人来回推了三次，她最后皱眉道：“许向东，你是不是觉得我占你便宜？”
“我没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不收？”
“战友之间吃顿饭，收什么钱？”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把钱票叠好放进抽屉。
“那我也不能白吃。”
“你不是给我药膏了吗？”
“药膏是治手的，面片汤是吃进肚子的，不能混。”
“那你以后给我看病，我也给你算钱？”
她被我说得一愣，随后笑了起来。
“行啊。你要是头疼脑热，我收你半分钱。”
“那我以后只找你看病。”
“你敢。”
“为什么不敢？”
她笑着瞪了我一眼，转身去盛面。
那天晚上，卫生队的人围在一张桌子旁吃面片汤。沈知微坐在最里面，碗里的面片还没吃完，便把里面最大的那块鸡蛋夹到我碗里。
“你吃。”
“你不是没吃饱吗？”
“我吃不下了。”
她说完，把脸偏向一边。
我看着那块鸡蛋，没动筷子。
过了一会儿，小陶在旁边说：“沈医生，你不是最喜欢吃鸡蛋吗？”
沈知微拿勺子敲了一下碗沿。
“今天不喜欢。”
我低头把鸡蛋吃了。
那块鸡蛋有点凉，可我咽下去时，心里莫名其妙地发热。
1984年春天，部队要组织卫生训练。
沈知微被安排给各班讲急救。她拿着一只旧急救箱，在操场边搭了一个临时的木桌，让我们学怎么包扎、怎么固定骨折。
我因为负责给训练人员送水，总在旁边听。
她讲得很认真，碰到有人动作不规范，便直接过去纠正。轮到我时，她拿绷带在我胳膊上绕了两圈，忽然低声说：
“你上课总走神。”
“我没有。”
“你刚才把三角巾系成了死结。”
“我手笨。”
“你做饭的时候手可不笨。”
她说话时离我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消毒水味。
我把手臂往回收了收。
她抬眼看我：“躲什么？”
“没躲。”
“那你看着我说。”
我抬头和她对视。
她的目光没有移开，反倒像是在等我先认输。
我撑了不到两秒，就把视线挪到了旁边。
她松开绷带，轻轻哼了一声。
“许向东，你胆子这么小，将来怎么当班长？”
“我不想当班长。”
“那你想当什么？”
“回家开个小饭馆。”
“在哪里开？”
“县城边上，弄个门面，卖面条和包子。”
“那我去吃饭，给不给我打折？”
“给你多加一个鸡蛋。”
“只一个？”
“两个。”
“成交。”
她伸出手，像做买卖一样和我握了一下。
她的掌心微凉，手指却很柔软。
那天之后，我在心里认真想过一次，她是不是对我有点不一样。
可我很快又否定了。
我只是炊事员，家里在皖北农村，父亲常年腰疼，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沈知微是军医大学毕业的干部，家在省城，父亲是医院里的老教授。
她和我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一个操场。
她读过很多书，写字漂亮，会弹手风琴，连叠被子都比别人整齐。我除了会烧火、切菜、揉面，连一封完整的信都写不好。
我不敢把她的照顾当成喜欢。
因为一旦当成喜欢，就要面对她可能根本没有喜欢我的事实。
那比不想还难受。
1985年夏天，沈知微调到团卫生所帮忙。
她离开卫生队前，来伙房找过我一次。
那天我正在洗一盆黄瓜，听见她在门口叫我的名字。
“许向东。”
我抬头看见她，手上的水还没擦干。
“听说你要去参加炊事员比武？”
“嗯，团里组织的。”
“什么时候？”
“下个月。”
“要是拿了名次呢？”
“可能留在团部食堂。”
她沉默了片刻，问：“那你还给我打菜吗？”
我笑了：“你都不在连队了，我给谁打？”
她站在门口没动。
伙房里水龙头一滴一滴往下落，砸在铁盆里，声音清楚得有些刺耳。
“许向东，”她说，“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连队？”
“想过。家里需要人。”
“我是问你，有没有想过留下？”
我擦干手，把黄瓜一根根摆到案板上。
“留下和不留下，不都是听组织安排吗？”
“你自己不能决定？”
“我能决定什么？”
她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才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递给我。
“这是我的新地址。”
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团卫生所的地址，还有她的名字。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以后你要是去团部，记得来找我。”
“我去团部干活，可能没时间。”
“那你就挤时间。”
她说完转身就走。
我看着那张纸，觉得她的语气有些重。可我还是把纸折好，夹进了自己的军人日记里。
后来我参加炊事员比武，拿了团里的第二名。
第一名是团部食堂的老班长，干了十几年，刀工比我稳。我没觉得遗憾，反而因为能去团部学习，心里有点高兴。
沈知微知道后，专门来找我。
“恭喜。”
“第二名，不算什么。”
“第二名还不算什么？那第一名是不是要上天？”
“你怎么知道？”
“张大庆说的。”
我立刻明白，张大庆又在背后多嘴。
沈知微从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
“什么？”
“书。”
我打开一看，是一本《家常面点制作》，书角已经磨旧了，扉页上却写着一行字：
“给许向东，愿你以后有自己的灶台。”
字迹是她的。
我看了很久。
“这是你买的？”
“我以前看过，后来放在家里没用，就带来了。”
“那我不能要。”
我把书推回去。
她脸上的笑慢慢收了起来。
“为什么不能要？”
“太贵重。”
“一本旧书而已。”
“不是书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我没回答。
她盯着我，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许向东，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什么，你都不能收？”
“我只是……”
“你只是觉得我们不一样。”
我抬起头。
她把那本书拿回去，手指压在封面上，声音很轻。
“你总说自己只是炊事员。可在我眼里，你和我一样，都是穿军装的人。你救不了病人，却能让一百多个人每天吃上热饭。你不比谁低一头。”
“我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那你为什么总往后退？”
她问完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把那本书放在床头，翻了几页，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第二天早上，我把书送回了卫生队。
沈知微正在整理药箱，看到书时，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不要？”
“不是不要。”
“那是什么？”
“我怕弄坏。”
“书本来就是拿来看，不是拿来供着的。”
“我看完还你。”
“那你看吧。”
她把书接过去，放进抽屉里。
“以后别送回来了。”
我站在原地，想解释，却发现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之后，她有一段时间没来伙房。
卫生队的人照常来打饭，可队伍里少了她，我手里的勺子总会不自觉停顿一下。
周班长看出了我的心事，问我是不是和沈医生闹别扭。
我说没有。
他把烟斗在鞋底磕了磕。
“没有就去说清楚。两个人都不说话，靠猜能猜出什么？”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年轻人就爱说没什么。等真有什么了，又来不及。”
我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直到三个月后，我收到家里寄来的信。
父亲的腰病加重了，连炕都下不了。母亲在信里说，家里想让我服役期满后直接回去，县供销社给我留了一个临时工的名额。
我拿着信去找指导员，填了转业申请。
那天正好下着暴雨。
我从队部出来时，裤脚全湿了，走到卫生队门口，沈知微正站在屋檐下。
她已经知道了。
“你要转业？”
“嗯。”
“什么时候走？”
“年底。”
她的手指紧紧捏着一沓病历，纸边都被捏皱了。
“你怎么没告诉我？”
“事情还没定。”
“申请都交了，还叫没定？”
“我家里有事。”
“家里有事，你可以请假，可以想办法，为什么一定要走？”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砸在我身上。
我看着屋檐外的雨幕。
“我爸病了，家里缺人。”
“你留下就不管他们了？”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
我愣住了。
“问你什么？”
她抬头，眼睛里压着一层水光。
“问我能不能帮你。”
“你能帮我什么？”
“我可以给你写介绍信，团卫生所缺炊事员，离你家也近。你可以申请调过去，不一定非要转业。”
“那不是一样吗？还是离不开部队。”
“离不开部队又怎么样？”
“沈知微，我不是你。我没有那么多选择。”
她脸色一白。
我立刻后悔了，可话已经说出口，收不回来。
她把那沓病历抱紧，转身进了卫生队。
“你既然都想好了，还来问我干什么？”
“我没问你。”
“对，你谁都不问。”
她说完，门在我面前关上。
我站在雨里，手里还提着给她留的饭盒。
那天我没有敲门。
我把饭盒放在门边，转身回了伙房。
第二天，饭盒原样放在伙房门口，里面多了一张纸条。
只有一句话：
“以后不用多打一勺了。”
我把那张纸条攥在手里，纸边很快被汗水浸软。
可中午开饭时，轮到卫生队的人打菜，我还是下意识多舀了一勺。
那勺菜落进一个陌生护士的饭盒里。
她抬头看我：“许同志，我饭量没那么大。”
我这才回过神，把多出来的菜拨回锅里。
周班长在旁边看着我，没有说话。
那一个月，我和沈知微几乎没有单独说过话。
她不来伙房，我也不去卫生队。偶尔在操场上迎面碰见，她会停一下，我也会停一下，可谁都没有开口。
我把转业手续办得很快。
团里批准了，离队日期定在198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那天是星期四。
我把日期写在日历上，算了又算，离开还有二十天。
我本以为这二十天会很难熬，没想到真正难熬的是沈知微从来没有来找过我。
她像是突然从我的生活里退了出去。
以前她会在饭盒里夹一张纸，提醒我“今天风大，别忘了关伙房后窗”；会把换下来的白大褂送到洗衣房时，顺便来问我晚上有没有面条；会在我切菜时站在一旁，看我把萝卜切成薄片。
那些琐碎的小事一件件停下来，伙房显得特别大。
我有一天收拾柜子，发现那本《家常面点制作》不知什么时候被我夹进了行李包。
我拿出来翻开，看到扉页上的那句话，忽然发现书页中间夹着一张薄薄的纸。
以前我竟然没注意到。
那是一张处方笺，背面写着几行字。
“许向东：
今天你给我多打了一勺豆腐，我没告诉你，其实我不喜欢豆腐。
我喜欢的是你记得我没吃饭。
你总说是顺手，可一个人如果只对另一个人顺手三年，那就不是顺手了。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明白。”
落款没有日期。
字迹是沈知微的。
我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心口像被一根细线勒住。
原来她早就说过。
只是我没听懂。
我想去找她，可转念又觉得，这张纸可能是她随手写下的，或者只是某一晚情绪不好时的胡思乱想。
我不敢把它当成答案。
因为一旦当成答案，我就必须承认，过去三年里，她一直在等我开口。
而我一次也没有问过。
离队前十天，团里安排我去团部交材料。
团部离连队十几里路，我坐着运输车过去。办完手续已经是下午，我没有直接回去，而是绕到卫生所门口。
沈知微正在院子里晾床单。
她看见我，手上的夹子停在半空。
“来办手续？”
“嗯。”
“还剩几天？”
“十天。”
她点了点头，把床单夹好。
“那提前祝你一路顺风。”
我看着她，忽然说：“你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
她的手指一顿。
“没有。”
“那张纸呢？”
她转过身来，脸上的血色慢慢褪了。
“你看到了？”
“书里夹着。”
“什么时候看到的？”
“昨天。”
她沉默了很久。
院子里晾着几条白床单，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道道隔在我们之间的墙。
“那你现在来问我，是想听什么？”
“我想知道，纸上写的是真的吗？”
“哪一句？”
“你喜欢我。”
她猛地抬头。
这是我第一次把这四个字说出来。
她手里的木夹掉在地上，啪的一声。
院墙外有战士推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响了两下。她站在原地，脸上没有表情，像是突然听不懂我的话。
我又问了一遍：“沈知微，你是不是喜欢过我？”
她张了张嘴，没出声。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弯腰捡起木夹，手指却抖得厉害。
“许向东，你现在问这个干什么？”
“我要走了。”
“所以呢？”
“所以我想把没问过的话问清楚。”
她把木夹攥在掌心，眼睛盯着地面。
“你想听实话？”
“想。”
“我喜欢过。”
她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胸口里挤出来。
“从什么时候？”
“你第一次给我多打一勺菜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才认识几天。”
“喜欢又不需要等认识很久。”
她抬头看我，眼里有一层疲惫。
“我那时候刚来部队，谁也不认识。训练、值班、写病历，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你给别人打菜都一样，轮到我时，总会多一点。我开始以为你是看我可怜，后来发现你连我不吃香菜都记得。”
“你不吃香菜？”
“我不吃。”
“可你有一次把香菜都吃了。”
“因为是你打的。”
我一下说不出话。
她扯了一下嘴角，却没有笑出来。
“我给你吃芝麻糖，是因为我想和你说话。让你把地址给我，是因为我怕你走了以后找不到你。给你那本书，是因为我想看你有一天真的开一家自己的饭馆。”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我告诉过你。”
“什么时候？”
“我问你有没有想过留下。我问你以后还给不不给我打菜。我把自己的地址给你。我还写了那张纸。”
她看着我，眼眶一点点红了。
“是你不肯承认。”
我低下头。
“我以为你只是对谁都好。”
“我对谁都好，可不是对谁都这样。”
“我还以为你觉得我是炊事员，配不上你。”
她听完，忽然笑了一声。
那笑里有气，也有委屈。
“许向东，你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
“什么？”
“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
风从院子里穿过去，床单啪地拍在铁丝上。
“你替我决定了，我是干部，你是战士；你替我决定了，我应该找一个和我一样有文化的人；你还替我决定了，我对你好只是因为我心善。”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你把所有路都替我堵上了，然后站在路口说，是我不让你走。”
我喉咙发紧。
“我家里确实有事。”
“我知道。”
“我不能不回去。”
“我也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生气？”
“因为你要走，却连一句‘你愿不愿意等我’都没问。”
我看着她。
她说完这句话后，终于别过脸去。
我想走过去，又停在原地。
“如果我问了，你会等吗？”
她没有立即回答。
院子里的水泥地上落着几片梧桐叶，叶脉被雨水冲得发白。
过了很久，她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从来没给过我选择。”
她把木夹放在窗台上，抬手擦了擦眼角。
“现在你要走了，才想起来问我等不等。许向东，你觉得这对我公平吗？”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我确实没有给过她选择。
我以为不打扰就是体贴，以为不说破就是尊重，却从没想过，她也许一直在等我把她当成一个有权决定自己感情的人。
沈知微转身要进屋。
我叫住她。
“那如果我走了呢？”
她停下脚步。
“你还会不会给我写信？”
“会。”
“每个月一封？”
“我尽量。”
“不是尽量。”
她回过头，眼睛红红的。
“你要是答应了，就不能只写几句‘家里都好，勿念’。”
“那写什么？”
“写你吃了什么，做了什么，遇见了什么。你想开饭馆的话，门面找在哪里，灶台怎么摆，都写给我。”
“你会回吗？”
“你写我就回。”
“如果我三年后还没开成饭馆呢？”
“那就等你开成。”
“如果一直开不成？”
她看了我一会儿。
“那我就去找你。”
这句话说完，她像是觉得自己说得太直接，耳根慢慢红了起来。
我问：“你不怕别人说？”
“别人说什么？”
“说你一个军医，和一个炊事员……”
“我喜欢谁，和别人有什么关系？”
她打断我。
“我不需要别人替我过日子。”
我站在院子中间，心里那道堵了三年的墙，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可我仍然没有马上答应留下。
因为我知道，感情不能替父亲治病，也不能替母亲挑水，更不能让家里凭空多出一个能干活的人。
我回到连队后，把沈知微的话都告诉了周班长。
他听完，半天没说话，最后问：“你想不想走？”
“想回家。”
“那就回。”
“可她……”
“喜欢你是她的事，回家是你的事。别因为喜欢，就把该担的责任推了；也别因为责任，就把喜欢的人一块推开。”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我去找指导员，问能不能把转业日期往后推一个月。
指导员说：“手续都办到这里了，为什么改？”
“我想给家里安排好。”
“你之前怎么没安排？”
“之前觉得回去就行，现在想把事情做得稳一点。”
指导员看了我一眼，没有问沈知微，只说：“一个月可以争取，但你得自己去跑手续。”
我用了八天，跑了团部、营部和地方安置办，最后争取到一个月时间。
我没有留下，也没有立即离开。
我把母亲托人接到了县医院，让她先去照看父亲；又请村里的二叔帮忙把家里几亩地托管出去。家里的事情没有一下子解决，但至少不再是“我一走全家就垮”。
沈知微知道后，没夸我，也没劝我留下。
她只在我去卫生所送材料时问了一句：“你确定不是为了我才改日期？”
“不是。”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我走的时候，心里不欠家里，也不欠你。”
她低头整理桌上的纱布。
“你不欠我。”
“可我欠你一句实话。”
“什么实话？”
我看着她。
“我也喜欢你。”
她手里的纱布散开了。
她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立刻笑，反而低头把纱布重新叠好，叠了两遍，才轻声说：“你这句实话，晚了三年。”
“那还来得及吗？”
她抬头，眼睛弯了一下。
“还来得及。”
接下来一个月，我们开始写信。
人明明在同一个营区里，却像突然隔了很远。白天见面时，我们仍旧有些不自然，反倒是晚上写信，什么话都能说。
她写她在卫生所遇见的病人，写她想把屋后的空地种上栀子花，写她小时候最喜欢吃母亲包的荠菜饺子。
我写伙房里的新兵把盐当成糖，写张大庆偷吃腌萝卜被我抓住，写我回家后准备先做一口铁锅，再找一间临街的屋子。
她在信末总会添一句：
“今天的菜，多打一勺。”
我回她：
“你不在连队，没人能吃到这勺。”
她下一封信便写：
“那你先替我留着。”
我把这些信都夹在那本旧面点书里。
1986年十二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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