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正在举行，毛泽东忽然来到现场。那时距陈毅逝世只有4天，外界并不知道，这位老战友的追悼词，曾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手中经过一次关键修改。

事情的起点，是一份并不算长的悼词。陈毅去世后，相关方面拟定的文字中出现了“有功有过”四个字。周恩来看过后，认为这样的表述放进追悼词，既不准确，也显得过于生硬，便改成了“功大于过”。

这不是普通的文字调整。中国人的观念里，追悼词往往带有盖棺定论的意味。一个人在告别仪式上究竟被怎样评价，常常会影响后人对他的整体认识。周恩来显然不愿意让陈毅在身后留下一个被简单概括的形象。

但毛泽东看到修改稿后，作出的批示却是：去掉这句。

有人对此不理解，既然“有功有过”不合适，改成“功大于过”已经是在肯定陈毅，为什么还要删掉？关键不在“有功”还是“有过”，而在追悼词是否应该把复杂的政治评价摆到告别仪式上。

陈毅的一生，确实经历过不少曲折，却不能用几个字轻轻带过。1901年，陈毅出生于四川乐至。青年时期，他赴法国勤工俭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等革命者。1923年，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渐从一名爱国青年走上职业革命道路。

南昌起义后，部队转战粤赣湘边，处境极其艰难。陈毅与朱德一起承担起保存队伍的重任。后来在湘南，二人发动起义、整顿部队，带领力量向井冈山方向转移。朱毛会师之后，陈毅虽不是井冈山时期最常被提及的核心人物，却在红军早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央红军长征时陈毅留在南方。1934年冬，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陈毅因伤病留在中央苏区，转入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山林、封锁、搜捕，构成了另一种战场。那段经历没有长征那样广为人知，却保存了南方革命武装，也为后来新四军的组建留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先后担任新四军军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华东战场上的多次重大作战，都有他的统筹和决断。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市长，面对的是一座人口密集、工商金融体系复杂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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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之初，陈毅反复强调纪律，要求部队不得扰民，不得随意进入民宅。许多战士宁愿露宿街头，也不去占用百姓房屋。这种安排看似只是生活细节，实际关系到人民军队能否在接管城市时建立信任。毛泽东听到相关情况后，连声称好。

1955年，陈毅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此后，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外交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面对国际舆论和外交压力，他讲话直截了当，既有军人的锋利，也有诗人的敏锐。陈毅不是只会作战的将领，他同样参与了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建立。

遗憾的是，特殊年代的政治风波还是波及了陈毅。1967年以后，他的处境发生变化，身体状况也持续恶化。结肠癌、长期病痛，使这位一生习惯在战场上硬撑的将领不得不接受病床上的现实。周恩来安排他住院治疗，并要求医院尽力救治。

1971年12月26日，陈毅病情已很重，短暂清醒后还惦记着毛泽东的生日。据家人回忆，他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给他煮碗面。”这句话很短，却把两位老战友数十年的关系带了出来。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由于此前的政治处境，追悼会规格和悼词措辞都需要谨慎处理。周恩来面对“有功有过”四字，改成“功大于过”，是希望把评价的重心放在陈毅对革命和国家的贡献上。

毛泽东删去这句话，则是另一层考虑。他并非否认陈毅的功劳，也不是要把陈毅从历史功臣的位置上拿开，而是不愿在追悼会上用一句带有裁判意味的话，为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革命家作仓促定论。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说，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

追悼会当天，毛泽东身着便装来到八宝山，向陈毅遗像和骨灰盒三鞠躬，并同张茜及陈毅子女交谈。他没有长篇讲话，只是反复肯定陈毅的功绩。对这位共同经历过战火、分歧、风雨的老战友，最重要的评价，已经不需要写在那四个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