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5月，厦门，郑成功收到岳祖父唐显悦的书信，信中所写并非军情，而是儿子郑经的家事丑闻。郑成功看完后大怒，立即下令处置郑经、陈昭娘和孩子郑克臧。一封家书，竟牵动了延平王府的继承危机。
这件事之所以严重，不只是因为男女关系违背礼法，更因为郑经是郑成功的嫡长子，还是留守厦门的世子。当时郑成功远征台湾，军政大权分置两地，郑经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郑氏集团的稳定。
郑经出生于1642年，是郑成功与董酉姑所生的长子。那时郑成功尚未成为后来名震天下的国姓爷，郑家真正掌握海上力量的人，是他的父亲郑芝龙。
郑芝龙曾纵横东南海域，后来接受明朝招抚，做到总兵。清军入关后，他一度拥立隆武帝朱聿键，在福建抵抗清军。1645年，郑成功因受到隆武帝赏识，被赐姓朱，百姓遂称其为“国姓爷”。
形势变化却很快。清军攻入福建后，郑芝龙选择降清，希望换取高官厚禄。郑成功曾劝阻父亲：“清廷许下的富贵，未必作数。”郑芝龙没有听从，后来只得了同安侯的虚名，长期受到清廷控制，最终于1661年被杀。
父亲投降，郑成功没有跟随。父子之间由此留下难以弥合的裂痕，但郑成功也因此承担起抗清主事者的责任。1646年以后，他逐渐掌握军队，在闽南、厦门一带经营根基，成为南明抗清力量的重要人物。
郑经长大后，继承的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战争、家族和政治纠葛的集团。他娶唐氏为妻，但夫妻关系并不融洽。郑经与四弟郑睿的乳母陈昭娘私通，并生下儿子。为了稳固世子地位，他向父亲隐瞒实情，声称是小妾所生。
有意思的是，郑成功起初十分高兴，还派人送去赏赐。可事情很快败露。唐氏将原委告诉祖父唐显悦，唐显悦认为郑经连家门都管不好，更难以担当大任，于是写信告发。
郑成功的反应极其激烈。他认为，家法不严，军政也可能失控，便命郑泰前往厦门执行处置。郑泰却劝道：“陈昭娘和孩子可以惩办，世子不宜轻杀。”郑成功没有接受。
然而，部下最终联合抗命。郑经没有被杀，陈昭娘和孩子也未遭处死。偏偏此时，永历帝在缅甸的结局传来，郑芝龙又被清廷杀害，接连不断的打击使郑成功身心俱疲。1662年6月，郑成功病逝，年仅38岁。说他是被儿子的丑事“气死”，是后人的形象说法，真正死因仍应以病情和当时局势综合判断。
父亲去世后，台湾内部有人拥立郑袭，厦门方面则由郑经宣布继位。郑经要面对的，已经不只是继承问题，还有军队分裂、宗室争权以及清军压力。
陈永华成为郑经的重要辅佐者。经过数年争战，郑经最终控制台湾，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他没有接受剃发、登岸等条件，也拒绝把台湾交给清廷直接管辖。清廷曾提出仿照朝鲜的安排，允许郑氏在台湾保有一定自治，但双方始终没有谈拢。
郑经在台湾的作为，不能只用“逆子”二字概括。他任用陈永华整顿政务，设置官署，安置明朝宗室和遗民；又开垦土地，发展农桑，使台湾逐步摆脱对大陆的单纯依赖。
军事方面，他让农民兼习武备，扩充兵员，打造战船和火器。对外贸易也被纳入整体战略，郑氏政权与日本及欧洲商人往来，获取硝石、火药和兵器，但并未允许外国势力在台湾建立军事据点。这一点，确实关系到台湾政权能否保持独立操守。
郑经并非只会守岛。1674年三藩之乱爆发，他认为大陆局势动荡，复国机会出现，便率军进入福建，与耿精忠等势力合作。然而，这场合作很快因地盘和利益发生裂痕。郑经甚至出兵攻打耿精忠，结果既削弱了盟友，也让清军获得各个击破的机会。
这一步，暴露出他的政治判断不足。郑经能治台湾，却不善处理复杂的联盟关系；能在海上作战，却常常被一时得失牵着走。1676年以后，他在大陆的据点相继丢失，1680年退回台湾，复国事业基本无望。
母亲董夫人曾责备他，败局与不能任人、党争不断有关。这番话并非没有道理。郑经重用亲信，却没能始终压住内部矛盾，陈永华去世后，政权更显失衡。
1681年，郑经病逝，年仅39岁。临终前，他把权力交给长子郑克臧。可是冯锡范等人以血统为由制造疑云，杀死郑克臧，改立年幼的郑克塽。权力落入大臣之手，郑氏集团迅速衰败。
1683年，清军攻入台湾，刘国轩等人投降，郑氏政权结束。郑经的一生，也停在了这场家国与私情交错的悲剧里：私德有亏，决策有失，甚至因一桩家丑与父亲决裂；但在台湾问题上，他没有向荷兰殖民势力让步，也没有接受清廷剃发易服的条件。
小节失守，未必等于大义尽失。历史人物本就不是一张简单的好坏名单。对郑经而言，陈昭娘事件留下了无法洗去的污点，而守卫台湾、延续郑成功遗志，则构成了他不容忽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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