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9日晚，武汉陆军总医院内，国军上校楼将亮的妻子陈渝走出11号病房，准备到盥洗室取水。她没有想到，17号病房里的六个人，已经盯上她多时。一场发生在军队医院里的恶性案件，就此刺破了当时社会极力维持的体面。
这起案件后来被称为“陈渝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案情细节，今天能够见到的材料主要来自当年报刊、请愿文件和相关司法记录，部分叙述存在出入。但案件引发的舆论震动，以及军法机关介入处理的大致过程，在当时确有公开报道。
陈渝并不是普通的医院家属。她的父亲曾任国民党少将师长，丈夫楼将亮则是国军上校团长。楼将亮因患肺结核，被安排到武汉陆军总医院治疗，陈渝带着两个孩子陪护。病房里住的多是军人，家属照料病人本属常事，却也因此处在一个管理混乱、权力关系复杂的环境中。
对面的17号病房住着六名男子，其中包括军医、军官、警察和一名有家庭背景的学生。公开材料中，他们分别被指认为崔博文、曾立民、石磐、凌志同、查大钧和袁尚质。几人平日借助身份在医院内横行，对护士和家属出言调戏，陈渝也多次受到骚扰。
她选择避让。
这种沉默并没有换来安全。9月9日夜间，陈渝离开病房时遭到拦截，被强行带入17号病房。根据她事后的控诉，六人共同实施了侵犯，并以伤害丈夫和孩子相威胁，逼迫她不得声张。案件最令人震惊的地方，不只是暴行本身，还在于它发生在军队医院，受害者身边就是病房、医护人员和军队管理机构。
第二天，陈渝带着破损衣物前往院方申诉，要求立即调查。可是，院方最初并没有按照刑案程序保护证据，反而被指试图以赔偿方式平息此事。相关报道还称，院方人员曾进入17号病房清理现场。这样的处理，让陈渝意识到，单靠医院内部很难讨回公道。
“不要赔偿，我要查办他们。”
这句话据报刊记载，成为她申诉时的明确态度。楼将亮得知经过后，也没有选择压下此事。夫妻二人向军法机关递交控告状，同时寻求汉口市妇女组织、湖北省参议会等方面的帮助。一个原本可能被院方内部消化的案件，由此进入公共视野。
汉口妇女界随后成立后援组织，向有关机关发出通电，武汉多家报纸也持续追踪报道。由于涉案者中有军官、军医和警察，案件牵涉的并非单纯治安问题，而是军纪、司法和权力庇护。尤其在国共内战正激烈之际，军队内部发生此类案件，极易影响部队士气和社会观感。
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作出“查明严办，以正法纪”的批示。时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也要求军法机关限期处理，并承诺依法惩办。这里的“参与调查”，更多是指高层作出批示、督促军法机关办理，并非二人亲自到武汉审讯案犯。
案件推进并不顺利。1948年11月20日，查大钧、袁尚质先被捕；12月5日，崔博文、曾立民、石磐、凌志同等四名军官在武汉、南京两地被捕。军法机关审理后，四名军官被判处死刑，查大钧和袁尚质则因身份不同，移交汉口地方法院处理。
有意思的是，判决并没有立即带来执行。战局恶化、政权更迭和地方机关拖延，使案件一度陷入停滞。1949年3月，武汉方面仍未执行军官死刑，引起参议员张仁济等人的质疑。白崇禧在压力下再次表示要查明拖延原因。
据当时报刊记载，1949年3月23日，四名被判死刑的军官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至于查大钧、袁尚质，汉口地方法院后来分别作出有期徒刑判决，处罚明显轻于四名军官。相同案件因身份不同而出现不同结果，也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
陈渝案之所以留下记录，不仅因为受害者是上校夫人，更因为它集中暴露了当时司法程序中的多重矛盾：医院试图私了，地方机关彼此推诿，军法审判受到权力关系牵制，判决执行又被战局拖延。四名军官最终被枪决，却无法掩盖案件从发生到结案之间经历的层层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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