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12日，杭州高家宅院里，高诵芬穿上嫁衣，徐定戡的迎亲队伍已经候在门外。那天久雨初晴，36个条箱被一一抬出，陪嫁队伍穿过街巷，围观者像看一场大游行。真正让人惊讶的，却不是箱子数量，而是婚宴上摆出的16000包桂花糖。
这不是普通的糖果。高家按照杭州旧俗，将桂花制成小包喜糖，取“早生贵子”的吉意。16000包，共计96000粒，数量大得近乎夸张，却并非临时采买，而是高诵芬从14岁订婚后，家中准备了整整四年。
高家制作桂花糖有一套细致工序。春秋两季桂花开放，全家人一同采摘，去掉花蒂和花蕊，再放入咸梅干浸出的酸梅水中，以保持颜色。桂花随后捣成糨糊，拌入磨细的冰糖粉，反复舂捣，直到不再黏臼，最后用雕花印版压制成形。
糖块要放在铺有石灰的矾纸上阴干，再收入石灰箱隔潮。这样的保存方法，使桂花糖多年不易变质。后来孩子们十多岁时，还能从石灰缸中翻出当年的喜糖。高诵芬告诉他们：“这是我出嫁前做的。”孩子们听了，觉得二十年前的糖还能入口，实在不可思议。
有意思的是，这场婚姻并非从恋爱开始。高诵芬1918年出生于杭州书香世家，14岁时，徐家为孙子徐定戡前来求亲。两家只交换过照片，徐家长辈看中她身材高大、面相端正，认为是有福气的姑娘。
谈到聘礼，高诵芬的父亲态度很明白。媒人问徐家该送些什么，他回答：“我是嫁女儿，又不是卖女儿。”至于女儿的嫁妆，则由高家量力筹办。这个说法并不意味着高家简朴，而是守着旧式士绅家庭的体面：婚姻讲究门第，却不愿把女儿明码标价。
高家家产丰厚，民间甚至有“高半城”的说法，但家教并不纵容孩子。兄弟姐妹穿旧衣，孩子不准轻易穿绫罗；吃银耳时，也只能分食长辈碗里剩下的几朵。富贵被刻意压低，日常生活反而保留着许多杭州人的精细讲究。
年节里的饮食和禁忌，同样有严格章法。年夜饭要吃藕脯，取万事通顺之意；端午挂香袋、额头写“王”字；立秋后不再吃西瓜，也不许睡凉席。中秋设酒席、供瓜果，桂花栗子、樱桃、咸肉、火腿等时令食物，都有固定的出现时节。
婚礼当日，宗族礼仪和婚俗程序层层叠叠，直到深夜仍未结束。忙完之后，徐定戡小声问：“今天累不累？”高诵芬客气地答：“不累，谢谢。”旁边的伴娘听见，忍不住笑了。两位新人此前并不熟悉，反倒在洞房中谈了一整夜，才慢慢发现彼此性情合拍。
婚后的安稳没有持续太久。抗日战争爆发后，家庭生活受到战争冲击，迁徙和动荡打断了原有秩序。高诵芬曾在丈夫书房读到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很喜欢那种清简而有世事感的文字。徐定戡曾劝她：“你也可以写一写。”只是乱世之中，这个念头被搁置多年。
1949年以后，高家已难以维持杭州孩儿巷布店弄的旧宅，整栋房屋后来卖给国家。此后的家庭变故接连而来。高诵芬一家在上海居住时，曾被安排迁入十几平方米的房屋，生活空间骤然收缩，过去的家族规模也不复存在。
她身边的老佣人被迫回乡时，曾劝她想开一些。高诵芬没有争辩，只说自己从未偷抢，也没有做过亏心事，出生在什么家庭并非自己选择。话不多，却把一个人的自尊和分寸说得很清楚。
困难最重的时候，徐定戡因中风瘫痪在床，几个子女分散在外，大儿子在学校工作，一家人主要依靠微薄工资生活。菜钱有限，高诵芬便把火腿摊上便宜的肥肉熬成油，再用黄芽菜煮汤。汤里只放一调羹火腿油，便有了肉香。孩子同学尝过后夸赞：“阿姨这道菜，真是妙手回春。”
她没有把这段日子写成悲情传奇。多年后，在家庭财产得到发还、生活重新稳定之后，邻里和小贩替她高兴，劝她不要再操劳。那些曾见过她困窘的人，反而成了最热心的安慰者。高诵芬记住的，也常常是这些普通人的善意。
1980年，她的大儿子在亲属帮助下赴美国求学，后来定居澳大利亚。1994年，高诵芬与丈夫被接到澳大利亚生活。花草、庭院和旧日记忆，重新为她提供了安静的写作环境。此时，徐定戡当年的一句劝告，才真正有了实现的机会。
年近八十时，高诵芬开始整理往事，写成《山居杂忆》。书中没有把36个条箱和16000包桂花糖单独写成炫耀家世的证据，反而将婚俗、饮食、迁徙、家庭变故与个人见闻交织在一起。那场盛大婚礼只是入口，真正留下来的，是一个家族如何在时代变化中逐渐改变，以及一个人如何把日常细节保存到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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