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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8月28日-31日,2026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ESC 2026)于慕尼黑盛大召开。会议期间,多项来自中国的原创研究闪耀ESC学术舞台,为全球心血管疾病诊疗贡献中国智慧。其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曾勇教授团队的重磅原创研究ISOLEDS研究成功入选大会HOT LINE专场,聚焦临床棘手的左主干远端分叉病变,针对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CT)与血管内超声(IVUS)两种主流腔内影像指导方式开展多中心研究,为复杂冠脉介入影像策略选择提供全新循证依据。同时,团队围绕稳定性冠心病共病管理等的多项创新研究也以壁报形式亮相本届ESC年会,填补领域内循证空白。本文特邀曾勇教授深度解读团队原创研究的核心结论、临床价值,复盘本届ESC年会冠脉精准介入、腔内影像学应用、复杂病变管理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展望未来冠脉介入诊疗的创新发展趋势,为临床实践提供权威指导与全新思路。

医脉通:您团队的“ISOLEDS: IVUS vs OCT Guidance for PCI of Distal Left Main Bifurcation Lesions”研究入选了本届年会的“HOT LINE”专场,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该研究的核心设计与关键结论?相较于传统介入指导方式,OCT、IVUS两种影像学工具在复杂左主干分叉病变中的应用优势与适用场景有何差异,对临床术式选择有哪些直接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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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勇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ISOLEDS研究是一项由研究者发起的,在中国24家中心开展的随机、开放标签、非劣效性临床试验,共纳入664例接受PCI治疗的左主干末端真性分叉病变患者,按1∶1随机接受OCT或IVUS指导。主要终点为12个月靶病变失败率,包括心源性死亡、靶病变相关心肌梗死和临床驱动的靶病变血运重建。

研究结果显示,OCT组和IVUS组分别有42例和47例患者发生靶病变失败,12 个月 Kaplan–Meier估计发生率分别为 14.4%和19.6%,校正风险比(HR)为0.90,95%CI为0.59~1.36(P=0.0003),达到预设的非劣效性标准;在除外围术期心肌梗死的敏感性分析以及符合方案人群分析中亦获得一致结果。因此,针对本研究纳入的左主干末端真性分叉病变人群,OCT指导PCI的12个月靶病变失败风险不劣于IVUS指导,可作为临床腔内影像指导策略的优选方案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非劣效并不意味着两种技术完全等效,也不能据此认为OCT优于IVUS,或可普遍替代IVUS。此外,研究中针对完成全部方案规定影像序列患者的探索性分析也未独立达到非劣效性标准,提示影像采集完整性、病变选择及操作规范同样至关重要。

从技术特点来看,IVUS成像范围更广、组织穿透性更强,可显示外弹力膜、斑块负荷和血管重构,且无须清除血液,因此在大口径左主干、钙化病变、主动脉开口附近病变,及需要控制造影剂使用的患者中更具优势。OCT分辨率更高,可更清晰地显示支架贴壁、边缘夹层、组织脱垂、血栓及分叉部位支架结构,尤其适合观察边支开口和双支架术后的细微机械性问题。但OCT成像需要充分清除血液,在大口径血管或近端左主干病变场景下,易受成像视野与组织穿透深度的限制,同时还可能增加术中造影剂的使用剂量,临床应用需结合病变特点综合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ISOLEDS研究未设置单纯造影指导的对照组,因此无法基于本研究数据直接量化OCT、IVUS相较于传统造影指导的临床获益。该研究核心回答的临床问题是:当临床已明确采用腔内影像指导PCI策略时,OCT可否作为IVUS之外的合理替代选择。在临床实践层面,本研究支持的是个体化选择,而非建立一个适用于所有患者的通用影像学选择优先级。

此外,本研究未对临时性支架策略与双支架策略开展随机比较,因此无法据此规范或限定临床支架术式的选择;仍需结合边支受累范围、血管直径、分叉角度、钙化负荷等病变解剖特征,同时结合术者经验综合研判、个体化制定。

医脉通:本届ESC年会您团队同时有多篇壁报研究收录亮相,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其中的1-2项研究成果?以及这些研究对临床有何影响或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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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勇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近年来,冠心病管理越来越重视患者的共病问题,包括衰弱和认知功能障碍等。冠心病与认知功能障碍存在一些共同危险因素,既往研究也提示,冠心病患者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但认知功能障碍是否会影响冠心病患者的长期预后仍未明确。

既往部分研究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中探索了认知功能与预后的关系,但ACS急性期的血流动力学紊乱、炎症反应以及急性疾病打击本身都可能短期影响认知水平,因此较难区分认知功能与临床结局之间的关联究竟来自认知障碍本身,还是由急性期混杂因素造成。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团队纳入了北京安贞医院6000余例稳定性冠心病患者,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估患者基线认知功能,并进行了中位约2年的随访。研究主要终点为由全因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和非致死性卒中组成的复合事件终点。研究结果证实,患者的基线MoCA评分越低,远期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越高,提示认知功能异常与稳定性冠心病患者的不良预后显著相关。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当前稳定性冠心病的常规诊疗多聚焦冠脉血管病变的评估与干预,往往忽视患者的认知功能状态。本研究结果明确证实,认知功能下降是稳定性冠心病患者远期预后不佳的重要独立预测因素;提示临床工作中应更多关注患者的认知水平,并借助MoCA等简易量表完成基线认知筛查。针对认知评分偏低的高风险人群,实施个体化、综合性的长期随访管理,精准管控各类危险因素、动态优化药物治疗与心脏康复方案,早期识别高危患者,进而改善稳定性冠心病患者的远期临床结局。

医脉通:纵观 ESC 2026年会整体学术内容,本届大会在冠脉精准介入、影像学指导、复杂病变管理等领域涌现出诸多重磅突破性成果。结合您的临床经验与科研视角,您认为本届年会最具临床变革价值的研究有哪些?未来复杂冠脉介入诊疗的发展趋势和探索方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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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勇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评价一项研究是否具有临床变革价值,并非仅取决于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更重要的是看它是否改变了临床决策链条、减少了不必要的医疗操作,或者填补了特定场景的循证空白。结合本届ESC 2026年会冠脉领域的相关研究,我重点关注到三大前沿研究方向。

第一,冠脉功能学指导能否从单病变PCI评估,拓展至多支血管病变整体血运重建策略。‌AIR-STEMI研究在合并多支冠脉病变的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中,比较了功能学冠脉评估指导与常规冠脉造影指导策略的临床预后价值。研究提示,功能学指导策略可显著降低由死亡、心肌梗死、脑血管事件或缺血驱动血运重建构成的复合事件终点。虽然其效应价值仍需结合具体终点构成、操作流程以及外部可重复性进一步深入解读,但该研究结果明确提示,冠脉功能学将从单一辅助诊断工具,逐步融入全程、整体的血运重建治疗体系。

第二,冠脉精准评估持续前移,有望实现导管术前精准筛查。FUSION研究聚焦冠脉CT提示中度狭窄的患者,旨在探索CT衍生血流储备分数(CT-FFR)指导能否减少阻塞性冠脉病变侵入性造影的使用情况。该研究虽未直接证实CT-FFR应用可减少远期临床事件,但给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通过解剖学与功能学整合,在患者进入导管室前进行精准筛查,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侵入性冠脉造影检查,为冠脉疾病前置化、精准化筛查提供了全新思路。

第三,阴性大型研究同样可能改变临床实践。LIBREXIA ACS研究显示,在标准抗血小板治疗基础上增加因子XI抑制剂,并未降低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缺血性卒中风险。研究结果提示,精准治疗并不意味着不断叠加药物,而是要真正识别能够净临床获益的人群,避免缺乏证据的常规治疗。此外,Nature研究在高血栓负荷的STEMI患者中进行探究,虽观察到梗死面积减少的信号,但由于样本量较小、主要依据影像学终点判定,尚不足以支持恢复常规血栓抽吸或改变现行标准治疗策略。

立足长远,复杂冠脉介入诊疗未来将呈现四大核心发展趋势。

其一,诊疗模式从单纯依赖二维造影转向解剖影像与功能学的多模态融合。未来临床诊疗的核心不再是不同技术的相互替代,而是在不同临床环节选择最能回答当前问题的技术。

其二,治疗策略从全人群采用统一策略,逐渐转向针对特殊人群开展的专项研究。左主干病变、慢性完全闭塞病变(CTO)、重度钙化、高血栓负荷等复杂病变,具有不同的治疗目标和机制,无法直接套用普通人群的研究结论,需针对性开展专项随机对照研究,构建专属诊疗体系。

其三,腔内影像学应用将实现从“发现异常”到“闭环优化”的进阶升级。未来将建立影像发现、追加处理、重复验证与临床结局之间的完整链条,并明确真正与患者预后相关的优化阈值,而不是单纯追求更多细微异常的检出。

最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定量技术有望提高影像学与功能学解释的速度和一致性,但其价值仍需通过临床结局、跨中心、可重复性以及成本效益的验证。未来真正的精准治疗,不是设备越先进越好,而是在合适的患者、合适的病变和合适的时间,选择最合适的策略,最终改善患者临床结局。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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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勇 教授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执行主任兼冠心病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ESC Fellow,海医会心脏重症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冠心病学组委员、卫生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培训基地(冠心病介入)第一批导师、中华医学杂志编委

  • 1998年开始从事冠心病的介入治疗,以第一术者完成冠脉介入手术超过万例,特别是对高危复杂的冠脉病变,如其左主干病变、分叉病变、慢性闭塞病变、多支血管病变等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 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多项国家级课题。获得过四项中华医学科技奖和省部级二等及三等奖。发表文章80余篇,SCI文章40篇。参与编写书籍6部,其中主编《系统性疾病与心脏》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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