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北京城一间典当铺内，一件皮衣被伙计摊在柜台上。掌柜看了几眼，没有急着报价，而是提笔在当票上写下：“虫吃鼠咬，光板无毛。”衣服明明还在，皮毛也未完全脱落，这句话为何要写得如此难听？
它并不是说衣物真的已经被虫子啃光、老鼠咬净，而是典当行业里一种带有固定意味的估价用语。说白了，就是先把货物可能出现的损耗和风险写在纸面上，再按照“成色不佳”的标准压低当价。
贵重衣物，尤其是皮衣、皮褥、呢料和绸缎，最怕潮湿、虫蛀与鼠咬。典当铺收进这些东西后，未必能马上脱手，也未必有人愿意在期限内赎回。存放数月甚至更久，货物一旦受损，铺子就得自己承担损失。
所以，掌柜在收当时往往会把风险估计得更重。哪怕眼下只有轻微瑕疵，也可能按照最坏情形写入当票。所谓“光板无毛”，在实际操作中更接近一句免责声明：将来衣物出现掉毛、虫蛀、板结等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典当铺保管不善。
当时的当票，不只是取钱凭证，也是双方约定的依据。衣物状态如何，估值多少，利息几何，何时赎回，都要留下文字。出当人若急着用钱，常常没有条件与掌柜讨价还价，只能接受这类措辞。
“这件衣服还穿得好好的，怎么就成了光板？”
“当票上这样写，价钱只能往下算。您要是等钱用，便只能按这个数。”
几句看似平常的对话，背后却是双方地位并不对等。典当铺掌握估价权，出当人掌握的只是“当”还是“不当”的选择。越是急需现银，越难坚持原价；越是偏远或灾荒时期，越容易出现这种压价现象。
典当并非清代才出现。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发展，民间已有以财物抵押换取钱粮的做法，后世文献中常见“质库”等称呼。寺院拥有较多田产和施舍所得，能够暂时把资金借给普通百姓，百姓则以衣物、农具或其他财物作抵押。
这类机构与现代银行不能直接等同，但确实具备融资和信用中介的雏形。农户春耕缺钱，可以拿物品换取本钱；家中突遇丧事、疾病，也能靠典当渡过眼前难关。利息和期限自然不轻松，可在缺乏其他借贷渠道的时代，它仍是许多人能够接触到的现金来源。
到了明代，典当逐渐从寺院经营扩展到民间商号。商品流通更频繁，城市人口增加，衣物、首饰、器具都开始成为可以折算的财产。典当铺不再只是救急场所，也参与了城市商业资金的周转。
清代的典当业规模更大，经营者有商人，也有与官府、权贵存在关系的资本。京城、江南和重要商埠，当铺往往集中在交通便利、商贸活跃的街区。它们收取的物品五花八门，估价便成为最重要的本事。
有意思的是，典当铺并不单纯看物品原价，还要看转手难度。上等皮料若无人接手，价格照样会被压；普通棉衣虽不贵，但容易出售，反而可能估得更实在。掌柜真正计算的，是“拿出去能卖多少”，不是“当初买来花了多少”。
衣物尤其特殊。金银有成色，玉器有质地，皮毛却会随着时间变化。保存条件不好，皮板发硬，毛面脱落，价值便会迅速下降。因此，“虫吃鼠咬、光板无毛”既是行业术语，也反映出典当业对货物损耗的担忧。
当然，这种写法也给了典当铺很大的回旋余地。若出当人按期赎回，争议或许不大；若无力赎回，衣物转为死当，铺子便可依照当票处理。清代不少家庭在灾荒、欠租或生意亏损后，只能眼看着祖传衣物和首饰一件件流入当铺。
清末以后，典当业一面继续承担民间救急功能，一面也受到官商关系、经营不善和社会动荡的影响。部分权贵拥有当铺，民间对其公道程度颇有疑虑。至于宫廷物品流失等复杂事件，则不能简单归结为典当行业本身，往往还牵涉内务管理、权力寻租和市场需求。
“虫吃鼠咬，光板无毛”这八个字，写在当票上不过一行，却包含了清代社会的许多现实：货物如何变成现金，风险由谁承担，急用钱的人为何常常没有议价资格。纸面上的贬语，最终落在了出当人必须接受的银钱数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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