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可核实的资料看，大清帝国乾隆十四年富察·文绶、张之浚的《五凉考志六德集全志》第六卷和附录《学道编》也就是《大清凉州府全志》第六卷和附录《学道编》明确著录有“贡院、贡院图”，但是这最重要的第六卷却被人为故意破坏抽走而不全，现今只剩五卷。而雍正七年许容原版的《敕修甘肃通志》，雍正十三年（这一年刚好是凉州将军设立之年）的查郎阿、刘于义重新装订的四库全书版的《敕修甘肃通志》的图目、以及青海的《大通县志》文中则明确列有“凉州府的贡院、凉州府属县图、凉州府城图、凉州镇绿营图、西大通镇绿营图”，说明大清帝国官方地方志已经将凉州府作为西北、甘肃行政体系中的极其重要府级单位进行系统制图和研究，其地位远远高于兰甘二州。
另外，《清实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凉州将军系列奏折》记载，雍正二年大规模改制后，西北地区正式形成凉州、肃州直隶州、宁夏、西宁、庄浪厅等府级行政建置，并且重点强调了凉州府在雍正二年以前的西北地区的重要地位；以及道光朝以后重修的《五凉考志六德集全志》，都记载了甘肃贡院位于凉州府文庙西侧这一事实，这为讨论凉州府在西北政治、军事和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明确的制度背景详实依据。
一张古地图、一座已经消失的建筑、一段地方志中的简短记载，往往能够重新打开一段被后人忽略的历史。
关于大清帝国前中期甘肃贡院的历史，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后来光绪朝兰州的甘肃贡院。然而，如果把时间向前推移，把目光投向大清帝国前中期的西北、甘肃行政格局，再结合清宫档案、地方志、古地图、府城图以及科举制度史料，就会发现一个值得研究定性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大清帝国前中期甘肃行政区划、科举制度、西北地区文化中心以及西北政治地理中心的重要历史问题。
一、从一张古地图开始重新寻找答案
古地图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只是告诉我们山川河流在哪里。它真正珍贵之处，是能够把一个时代的城市空间完整地保存下来。
府署在哪里，文庙在哪里，学校在哪里，仓库在哪里，寺观在哪里，城门在哪里，甚至某些今天已经完全消失的公共建筑，都可能在古地图中留下痕迹。
因此，对于历史建筑的考证而言，地方志中的文字记载与古地图中的空间关系，应当相互验证，而不能只依据后世形成的固定说法。
雍正时期形成并流传下来的甘肃地方文献体系，已经对甘肃各府、州的行政区划和城池进行了系统记录。《甘肃通志》的图目中，明确列有甘肃舆地总图，以及各府、州、县和府城图，其中包括“凉州府属县图”和“凉州府城图”。
这说明，在大清帝国前中期，凉州府并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忽略的地方行政单位，而是整个甘肃地方行政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凉州府城本身拥有完整和极大的府城空间结构，以及详细记载文字信息。
而在传统古代城市制度中，文庙、府儒学、贡院、书院等建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府城的教育、考试和文化空间。
因此，研究甘肃贡院的早中期位置，必须把凉州府的府城格局放进去考察。
二、大清帝国前中期的甘肃，并不是后来人们想象中的甘肃
理解甘肃贡院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今天意义上的甘肃行政格局，并不能直接套用于大清帝国前中期。
《清实录》记载，顺治初年沿明制设置甘肃巡抚，最初驻宁夏，康熙时期驻地凉州府，甘肃地方行政体系逐渐独立。至雍正二年，裁撤卫所，改置凉州、宁夏、西宁、甘州等府，同时升肃州以及秦州、阶州为直隶州，而陕甘总督最初驻肃州，后改甘肃总督驻凉州府，雍正朝雍正皇帝不同意固原提督张接天的提议——将陕甘总督移驻凉州府，凉州府做政治中心的机会也就此破灭，在乾隆朝乾隆皇帝又将陕甘总督移驻兰州府。清廷在前中期甘肃的政治中心到底设在凉州、兰州、宁夏、西宁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是由乾隆一锤定音，军事中心放凉州府和宁夏府，政治中心放兰州。
这一次行政制度调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意味着：
凉州府正式成为大清帝国甘肃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府级核心之一。
从此以后，凉州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军事核心，也成为具有完整府级行政、教育和文化体系的城市。
而科举制度恰恰需要依托这种行政体系运行。
府学、县学、儒学、书院与乡试之间存在着完整的制度链条。
因此，研究甘肃贡院的历史，不能只盯着后来兰州一地，而应当把整个甘肃、宁夏、青海的府级文化网络重新放回历史现场。
三、“贡院”与“府学”不是一回事
考证这一问题时，还必须特别注意一个概念区别。
贡院并不等同于府学，也不能把所有考试场所都称为贡院。
府学、县学主要承担地方教育功能；而贡院则属于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专门考试场所。
尤其是乡试，其考试范围与行政层级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因此，一旦确认某一座城市曾经拥有与乡试相关的贡院设施，就意味着这座城市在当时的科举行政体系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这也是为什么“甘肃贡院在哪里”并不仅仅是一道建筑史问题。
它实际上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
大清帝国前中期甘肃的科举文化中心究竟在哪里？
如果答案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对甘肃早中期政治文化地理的认识也必须随之调整。
四、古地图为什么如此重要
文字史料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叙事性。
地图则具有空间性。
文字告诉我们：
“某建筑位于某处。”
地图则告诉我们：
“某建筑为什么会在那里。”
两者结合之后，历史才真正具有立体感。
例如，雍正时期的凉州府城图，明确绘出了贡院、文庙、府学（凉州府儒学）、宗学以及相关文化建筑，那么这些建筑之间的位置关系就具有重要的历史证据价值。
尤其是古地图能够明确显示：
文庙——府学——贡院——宗学
之间具有稳定的空间关系，那么这就不能简单解释为偶然的建筑分布。
中国传统府城中的文化建筑往往具有高度制度化的空间布局。
文庙代表儒学正统；
府学承担地方教育；
贡院承担科举考试；
宗学为宗人府直属；
四者之间存在制度上的内在联系。
因此，古地图对于考证贡院位置具有文字史料无法替代的价值。
五、凉州府为什么值得重新考察
凉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一直是中央集权制王朝经营西北的核心区域。
进入大清帝国以后，凉州府依然承担着重要的西北区域行政、军事和交通中心的职能。
特别是在雍正时期行政改革之后，凉州府成为甘肃地方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府级单位。
而凉州府的意义并不只是军事。
府城内部的文庙、学校以及各种文化设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儒学文化空间。
这恰恰是研究贡院问题的关键。
如果一个城市同时具备：
府级行政中心；
府学、文庙；
较为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
连接区域各地的交通网络；
那么它完全具备成为区域科举文化中心的重要条件。
因此，凉州府与甘肃贡院之间的关系，通过古地图进行空间考证分析至关重要。
六、不能简单把“甘肃贡院”与后来的兰州贡院等同
今天谈到“甘肃贡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兰州。
这种认识并非没有依据。
后来的甘肃贡院确实位于兰州。现有资料记载，晚期甘肃贡院经过修建后形成了大规模号舍、至公堂、衡鉴堂、明远楼、观成堂等建筑。
但是，后期甘肃贡院的位置，并不能自动证明大清帝国前中期贡院始终位于同一地点。
历史建筑存在迁移、重建、扩建和制度调整。
尤其是大清帝国前中期甘肃行政制度本身就经历了多次调整。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行政格局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研究贡院必须采用“分时期考证”的方法。
不能用晚期贡院的位置，直接反推前期贡院。
更不能因为今天兰州拥有著名甘肃贡院遗址，就认为甘肃贡院从制度建立之初便始终固定于兰州。
这在历史考证方法上是错误的。
七、顺治十一年：一个必须重新关注的时间节点
如果地方文献记载甘肃贡院始设于顺治十一年，那么这个年份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顺治十一年，是大清帝国建立西北地方统治体系之后的重要阶段。
此时甘肃的行政体系仍处在不断调整之中。
甘肃巡抚最初驻宁夏，随后又移驻兰州；此后康熙时期移驻凉州府。
换言之：
顺治十一年的甘肃，与乾隆时期的甘肃并不是同一个行政空间。
因此，贡院在顺治十一年已经设立，就必须追问：
当时甘肃的行政中心在哪里？
承担科举事务的官署体系在哪里？
各府之间如何组织乡试？
凉州府在这一制度网络中处于什么位置？
这些问题不能以后来的行政格局回答。
必须回到顺治、康熙时期的历史现场。
八、从“省级机构”与“府级城市”两个层面理解贡院
研究甘肃贡院，可以建立一个双层结构。
第一层，是甘肃作为地方行政区域的省级科举体系。
第二层，则是凉州府、兰州府、宁夏府、西宁府等府级城市的地方教育体系。
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恰恰相反，它们共同构成了西北地区的科举文化网络。
因此，所谓“甘肃贡院与凉州府的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
“贡院是不是凉州府的建筑？”
真正需要考证的是：
凉州府是否曾经长时间承担过甘肃科举考试的重要空间功能？
如果古地图能够证明某一座贡院建筑位于凉州府文庙附近，那么它所表达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一栋建筑本身。
它说明凉州府曾经被纳入甘肃科举制度的核心空间体系。
九、古地图上的“文庙西侧”，是关键证据
雍正时期的凉州府城图明确将相关贡院建筑标绘在文庙西侧，那么这一空间关系值得重点研究。
因为古代地图虽然不像现代测绘地图那样精确，但对于府城内部主要建筑的相对位置，通常具有较高的历史信息价值。
尤其是：
文庙、府学与贡院之间的相对位置。
如果这一关系能够得到原图、地方志文字和其他同期文献的交叉印证，那么就可以形成一条相当有力的证据链。
证据链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建立：
古地图定位 → 文庙定位 → 府学定位 → 贡院定位 → 地方志记载 → 行政建置 → 科举制度。
这比单纯引用某一本地方志，更具有历史考证的学术说服力。
十、乾隆时期的地方志进一步提供了重要参照
乾隆《五凉考志六德集全志》本身就具有非常值得注意的资料价值。
现存资料显示，其卷首图目包括：
“凉州府全图”、
“凉州府水利图”、
“文庙图”、
“贡院图”、
“两翼宗学图”等。
这说明清代地方志编纂者已经意识到：
贡院是府城文化空间中值得单独绘图记录的重要建筑。
因此，研究凉州府的贡院问题，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方法。
不能只寻找一句“某年设贡院”的文字。
更应该寻找：
“府城图”、“满城图”、“文庙图”、“府学图”、“贡院图”、“营建志”、“绿营图”、“选举志”等不同类型的资料。
因为建筑的位置、制度的沿革和科举人物的记载，往往分别散落在不同卷宗之中。
十一、乾隆三十三年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
这个年份就值得作为另一个重要节点进行研究。
顺治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三年，时间跨度超过一个世纪。
这意味着，这一历史线索能够通过原始文献进一步确认，那么凉州府的甘肃贡院就不是一个短期存在的临时考试场所，而可能经历了大清帝国前期相当长时间的制度运行。
这改变了我们对凉州府历史地位的认识。
它意味着凉州府不仅是行政中心、军事中心和交通节点，同时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教育与科举文化中心，正如郑炳林教授所说。
十二、从“城市史”重新理解凉州府
过去研究凉州府，容易集中于军事、边疆、交通和民族关系。
但城市真正的生命力，不只体现在城墙、军营和驿站。
还有：
文庙；
府学；
书院；
宗学；
贡院；
碑刻；
科举人物，
地方士绅，
文化活动。
这些设施共同组成了传统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
因此，贡院问题实际上为研究凉州府提供了一个新的入口。
从贡院出发，可以进一步研究：
凉州府的儒学教育；
凉州府的士人阶层；
凉州府的科举人物；
凉州府与甘肃其他府之间的文化交流；
以及凉州府在大清帝国西北文化地理中的位置。
这比单纯讨论一座建筑本身更具有学术意义。
十三、不能忽略查郎阿与雍正时期的地方文献体系
查郎阿是雍正时期重要的地方军政人物，也曾参与甘肃地方事务。
他在雍正时期曾任川陕总督相关职务，并参与《甘肃通志》等地方文献的修纂工作。
而《甘肃通志》是研究雍正、乾隆初年甘肃行政地理的重要文献。
其内容涵盖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公署、学校、选举、人物等多个方面，并且保存了大量清代甘肃地方历史信息。
因此，要真正完成凉州府贡院的历史考证，就应该进一步把查郎阿时期的地图与《甘肃通志》对应起来。
特别需要查找：
凉州府城图。
该图的高清原件，我们可以确认其中关于文庙、府学、贡院等建筑的标注，那么这张地图本身就是整个研究最重要的一手图像证据之一。
十四、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贡院在哪里”，而是“为什么在那里”
历史考证最忌讳只寻找一个地点。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
为什么贡院会出现在那里？
贡院位于凉州府文庙附近，那么这说明它与地方儒学体系具有紧密关系。
如果贡院位于府城核心区域，则说明考试制度已经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贡院能够长期存在，则说明凉州府具备稳定的士人和考试需求。
如果后来贡院迁往其他城市，则又说明甘肃行政中心与科举空间发生了变化。
因此，一座贡院的位置变化，本质上就是一部地方政治文化地理的变化史。
十五、重新建立“大清帝国前中期甘肃贡院”的历史坐标
综合行政建置、地方志与古地图可以发现，大清帝国前中期甘肃的政治文化空间经历了明显变化。
顺治时期，甘肃地方行政体系仍在调整。
康熙时期，甘肃布政体系逐渐独立。
雍正时期，卫所制度向府县制度转变，凉州、宁夏、西宁等府级行政单位正式成为新的地方治理框架。
而科举制度也必须适应这种行政结构。
因此，研究甘肃贡院不能只看建筑本身，而必须把它放进大清帝国前期甘肃行政区划演变的时间轴中。
这样才能真正理解：
为什么贡院会设立？
为什么会设在那里？
为什么后来发生变化？
十六、古地图，是重新打开这段历史的一把钥匙
今天再看那些泛黄的古地图，它们已经不只是纸面上的山河。
它们保存着一个消失的城市。
城墙之内，是府署、学校、文庙、贡院；
城墙之外，是驿道、村堡、河流与山川；
而在这些建筑与道路之间，是大清帝国西北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教育和文化网络。
一张雍正时期的凉州府古地图，明确标出文庙及其西侧的贡院建筑，那么它的价值就不仅仅是证明“这里曾经有一座贡院”。
更重要的是：
它把贡院重新放回了凉州府的城市空间。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大清帝国前中期甘肃科举制度的空间结构。
十八、凉州府的另一重身份：左右翼宗学与凉州满城
如果说贡院证明了凉州府在科举制度与地方士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凉州府另一处极具特殊意义的教育机构——左右翼宗学，它创立于雍正十三年，也是就甘肃通志成书的前一年，则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凉州府在大清帝国西北政治与文化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左右翼宗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地方学校。
它与八旗制度、宗室教育以及驻防体系密切相关，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凉州府不仅拥有面向地方士人的儒学教育体系，同时还拥有服务于满洲宗室及驻防体系的特殊教育机构。
换句话说，在凉州府这座西北军事中心之中，同时存在着两套具有不同制度属性的教育体系：
一套，是以文庙、府学、贡院为核心的传统儒学与科举教育体系；
另一套，则是依托八旗驻防和宗室教育制度形成的宗学体系。
而左右翼宗学所处的位置，更值得关注。
它位于凉州将军府及凉州满城这一特殊的城市空间之中。
这就使凉州府的城市结构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城中有府署，府署之外有文庙与府学，科举体系有贡院，而满城之中又有凉州将军府以及左右翼宗学。
这不是普通府城能够简单复制的城市格局。
十九、凉州满城：大清帝国西北驻防体系的重要空间
大清帝国在全国重要战略区域和直省都会设置八旗驻防，其中西北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军事与政治意义。
凉州府正处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凉州满城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居民聚落，而是伴随八旗驻防体系形成的特殊城市空间，而且凉州将军是特殊设立的将军。
凉州将军府设于其中，使这里成为大清帝国在全国重要的军事、行政与驻防中心之一。
因此，当我们重新观察凉州府古地图时，就不能只看府城的普通街道和民居，而是还要关注标准满城的空间布局。
必须同时看到两种不同的城市空间：
一是、传统府城行政与儒学空间；
二是、八旗驻防与将军府所代表的军事政治空间。
而左右翼宗学恰好位于这两种空间交汇的历史背景之中。
它既具有教育功能，又与八旗、宗室和驻防制度密切相关。
这使凉州府的教育体系呈现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多元结构。
二十、从“一个贡院”看到凉州府在西北地区极其完整的教育体系
如果把此前发现的贡院位置与左右翼宗学放在同一张城市地图上，我们会看到更加完整的历史图景。
凉州府并非只有一所学校。
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第一层，是传统儒学教育体系。
以文庙、府学以及地方学校为核心，承担地方士子的教育与培养功能。
第二层，是科举考试体系。
贡院作为考试场所，承担着更高层级的科举考试职能。
第三层，则是八旗与宗室教育体系。
左右翼宗学位于凉州满城及凉州将军府这一特殊空间之内，为八旗、宗室及相关人员提供制度化教育。
第四层，教会学校
西北天主大教堂上智学校，也就是今天的松树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这四种教育空间并存于同一座凉州府城和周边，意义十分重大。
它说明凉州府并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划名称。
它是一座具有行政、军事、教育、科举和文化多重功能的综合性西北中心城市。
二十一、文庙西侧的贡院，与满城中的宗学形成鲜明对照
这恰恰是古地图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
雍正时期凉州府城图明确显示贡院位于文庙西侧，那么贡院所代表的是传统儒学与科举制度的城市空间。
而凉州将军府及左右翼宗学位于满城，则代表了大清帝国八旗驻防与宗室教育的另一套制度空间。
二者虽然制度属性不同，却共同存在于凉州府这一座城市之中。
于是，一张古地图所呈现出来的，就不再只是建筑位置。
它实际上呈现出大清帝国统治西北的一种制度缩影：
文庙与府学——代表儒学；
贡院——代表科举；
凉州将军府——代表八旗驻防与军事权力；
左右翼宗学——代表宗室及八旗教育；
上智学校——代表西学。
这四类机构共同存在，使凉州府具有非常鲜明的帝国中心和边疆城市特征。
二十二、凉州府为什么值得重新定位
长期以来，人们谈论凉州，容易从军事史、民族史、交通史、边疆史、文化史、建筑史等角度进行研究。
但如果把贡院、府学、文庙、左右翼宗学以及凉州将军府全部放到同一张历史地图上，凉州府的另一重身份就会逐渐清晰起来。
它不仅是区域军事中心。
也是区域教育中心。
不仅是行政府城。
也是科举文化空间。
不仅拥有传统儒学教育。
还拥有服务于传教士、八旗和宗室体系的特殊教育机构。
这意味着凉州府在大清帝国西北地区的城市等级与政治文化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一事实不容挑战。
尤其是左右翼宗学的存在，使凉州府与普通内地府城之间产生了明显区别。
因为普通省会府城即便拥有府学、文庙，也未必同时拥有与八旗驻防和宗室教育体系直接相关的宗学机构。
而凉州府恰恰同时拥有这几类制度设施。
二十三、从贡院到宗学：一座城市中的两套人才培养体系
进一步看，贡院与宗学、教会学校实际上承担着不同的人才培养任务。
贡院背后连接的是地方士人、府学、县学、科举以及仕途体系。
宗学背后连接的则是宗室、八旗、驻防体系以及帝国军事政治结构。
一个培养的是传统儒学体系中的士人。
一个服务于大清帝国宗室与八旗体系的教育需求。
三者者共同存在于凉州府，意味着这座城市承担着三种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功能。
这在研究大清帝国西北地区城市史时，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核心蓝本观察角度。
因此，凉州府的历史文化地位不能只用“地方府城”四个字概括。
它实际上是大清帝国西北地区一个高度制度化、中心化的城市空间。
二十四、古地图的价值正在这里体现出来
如果没有古地图，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历史机构分别散落在不同史料之中。
贡院是一条记载。
文庙是一条记载。
府学是一条记载。
凉州将军府又是一条记载。
左右翼宗学又是另一条记载。
单独阅读，它们似乎彼此没有太大关系。
但一旦把这些机构放回凉州府古地图，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就开始产生意义。
这正是历史地图最大的价值。
它能够把分散在不同史料中的历史机构重新放回同一个城市。
于是我们终于可以看到：
凉州府实际上是一座由多种制度空间共同构成的帝国中心城市之一。
二十五、重新理解“大清帝国西北首府、直省都会、西北中权”的历史气质
因此，如果从城市制度史而不是单纯行政沿革的角度重新观察凉州府，我们会发现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复合型特征。
府衙体系保障行政运行；
凉州将军府代表军事权力；
满城体现八旗驻防制度；
左右翼宗学承担特殊教育功能；
文庙与府学延续传统儒学；
贡院承担科举考试功能。
行政、军事、教育、科举、宗室与八旗制度，在同一座府城中交汇。
这才是凉州府在大清帝国西北历史中的独特价值。
因此，重新考证甘肃贡院与凉州府的历史关系，实际上并不是只为了寻找一座建筑。
真正值得寻找的，是这座城市曾经拥有怎样完整而复杂的制度体系。
而贡院与左右翼宗学，恰好构成了理解这一体系的两把钥匙。
一边是文庙西侧的贡院。
一边是凉州满城中的左右翼宗学。
一边连接地方士人与科举仕途。
一边连接八旗驻防与宗室教育。
它们共同存在于凉州府，最终形成了一幅极具大清帝国西北特色的城市历史图景。
因此，下一步真正值得深入考证的，不仅是“凉州府有没有贡院”，更应该是：
凉州府贡院究竟何时设立、何时迁移；
贡院与文庙、府学之间究竟是什么空间关系；
左右翼宗学究竟始建于何时、由何种制度设置；
凉州将军府、满城、宗学、文庙、府学、教会学校与贡院在古地图上如何排列；
以及这些机构共同构成的城市空间，究竟如何体现大清帝国对西北地区的治理结构。
当这些问题被一一考证之后，凉州府的历史面貌将不再只是地方志中的几行文字。
一座拥有府署、文庙、府学、教会学校、贡院、凉州将军府、满城以及左右翼宗学的城市，将重新从古地图和历史文献之中走出来。
这才是古地图考证真正的意义：
不是为一座古建筑寻找一个位置，而是为一个已经消失的历史城市，重新寻找它在大清帝国西北历史坐标中的核心位置。
二十六、结语：让地图与史料共同说话
历史研究最有力量的时候，往往不是找到一条孤立的记载，而是让不同类型的证据彼此印证。
地方志告诉我们制度沿革。
古地图告诉我们空间位置。
府城图告诉我们建筑关系。
文庙图告诉我们儒学空间。
贡院图告诉我们考试设施。
科举人物告诉我们制度运行的结果。
行政建置则告诉我们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因此，关于大清帝国前中期甘肃贡院与凉州府的历史关系，完全有必要进行一次定论梳理，定论就是大清帝国前中期西北中心在凉州府这一事实不可撼动。
尤其是围绕顺治十一年、雍正时期古地图、凉州府文庙西侧贡院位置以及乾隆三十三年凉州将军完全撤销这一时间节点，进一步查阅原始地方志、古地图影印本、《甘肃通志》相关卷目以及《五凉考志六德集全志·第六卷》等文献，逐项进行图文互证。
这些材料最终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我们看到的将不再只是一座已经消失的贡院。
而是一条贯穿大清帝国前期甘肃政治、教育、科举与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
古地图不会说话，但它会留下位置。
地方志不会移动，但它会留下时间。
当时间与空间在同一张地图上重新相遇，一段被尘封已久的凉州府科举史，也就有重新显现于今天的学者和百姓面前了。
参考文献：
《敕修甘肃通志》两个版本
《五凉考志六德集全志·第六卷》
《清实录》
《凉州将军奏折》
注：关于凉州府西城门楼由乾隆十一年富察文绶增建，关于如今文庙管理方将凉州府儒学放到文庙西侧是为错误，原地以及文庙西侧的居民区均属于甘肃贡院地皮，而凉州府儒学不在文庙区域，详情见图。满城中的两翼宗学本人已经标出。
让凉州，再次伟大！！！
让凉州，再次伟大！！！
让凉州，再次伟大！！！
让凉州，再次伟大！！！
让凉州，再次伟大！！！
让凉州，再次伟大！！！
让凉州，再次伟大！！！
让凉州，再次伟大！！！
让凉州，再次伟大！！！
让凉州，再次伟大！！！
让凉州，再次伟大！！！
让凉州，再次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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