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北京，总政治部干部部门的一份名单摆在周恩来案头。名单上的人，许多曾经独当一面，如今要重新安排工作，难处不在有没有职务，而在职务如何安排才合适。王建安的名字，正是其中一个让周总理反复斟酌的人选。
王建安是老红军。1927年参加革命，经历黄麻起义和鄂豫边苏区斗争，走过长征，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长期战斗于山东。论资历、战功和威望，他完全担得起重要岗位；可问题是，军队的领导职务有限，许多老同志之间又有上下级、老部下与老首长的关系，安排稍有不当，工作和情感都可能出现尴尬。
王建安在山东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与许世友并称的“山东两雄”。这个称呼背后，不只是战场上的名声，也有一段不太容易处理的旧事。
1937年，许世友一度受到张国焘错误思想影响，准备离开延安，到四川打游击。王建安得知后，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及时向组织反映。后来，党中央对许世友进行了耐心教育和帮助，许世友留了下来，继续参加革命。事情本身得到解决，但两人之间难免留下隔阂。
抗战时期，两人分别在胶东、鲁中等地开展斗争，彼此声名都很大，却少有直接交集。直到1948年济南战役前夕，这段关系才迎来转折。
当时，毛泽东决定攻打济南，任命许世友担任攻城部队总指挥，同时安排王建安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毛泽东当面问王建安：“你去山东兵团，和许世友一起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王建安回答得很干脆：“没有意见，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这句话看似简单，分量却不轻。王建安明白，济南是华东战场的重要目标，个人之间的旧事不能影响军事大局。许世友后来从养伤地返回山东兵团，王建安亲自迎接。两人坐下来喝酒，许世友说：“过去的事情不提了，往后同心协力。”
济南战役于1948年9月进行，解放军经过八天激战攻克济南，守军指挥官王耀武被俘。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华东野战军统筹，也离不开许世友、王建安等人在前线的协同指挥。那场战役之后，两人的旧日隔阂基本消除。
王建安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秋，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要负责东线、后转中线的作战与防务。长期高强度工作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影响，1954年离开朝鲜回国治疗，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时，王建安因当时尚无具体职务，未能参加授衔。次年，他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并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他还担任过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麻烦恰恰出在“副司令员”三个字上。
如果让王建安回济南军区，面对的可能是过去的老部下；由昔日老首长转为部下，双方都不容易自然相处。再加上当时各大军区的领导班子已有安排，岗位既要考虑资历，也要照顾实际工作，周恩来不得不一处处权衡。
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奉命了解情况，周恩来先让他找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商量。韩先楚此前已经接收陈再道到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对老同志的工作和生活照顾得很周到。
但这一次，韩先楚却没有马上答应。他对田维新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这不是推脱，更不是不尊重王建安。红军时期，王建安曾是韩先楚的老上级。1933年，韩先楚还是红二二四团副连长时，王建安已经担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委员。让老首长到自己手下任职，韩先楚自然感到位置难办。
还有一层考虑。福州军区如果集中安排多位资深老将，表面上阵容强大，实际工作中却容易出现职责交叉。韩先楚担心的，正是怎样让每位老同志既能发挥作用，又不让班子关系变得复杂。
田维新把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没有改变决定，只说：“就把人放在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同韩先楚谈。”
几天后，两人在北京见面。周恩来向韩先楚说明了安排王建安的考虑，也明确表示，希望他从大局出发，妥善做好班子工作。韩先楚理解了总理的难处，最终接受了安排。
1972年，王建安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这里的“副职”，并没有降低他的分量。对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能否继续参与部队建设，能否把经验用到实际工作中。
1973年12月，中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韩先楚由福州军区调任兰州军区，王建安仍留在福州军区工作。身体状况已经不如从前，他却坚持到基层调查。
一次下部队时，地方领导担心他的身体，准备陪同前往。王建安不愿让人陪着，见对方坚持，便说：“你们一去，基层干部就不敢讲真话了。要听实情，就不能摆出上级检查的架势。”
说完，他独自乘车去了基层。
王建安长期担任副职，却很少计较个人位置。老部下曾替他抱不平，说凭他的资格，不能总当“配角”。王建安听后神情严肃：“如果大家都把位子占着，还怎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逝世。按照他的遗愿，家属向组织提出不举行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也不通知生前好友，更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许多要求都带着他一贯的作风：少讲个人，多给组织添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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