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21日，湖北红安县永佳河一带，王建安没有让汽车直接开到村口，而是拄着拐杖，走完了最后一段土路。此时的他已经71岁，刚从战场和军队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不久，腿脚远不如从前，可回到故乡，仍不愿摆出将军回乡的架势。
村口早有人等候。
消息传开后，乡亲们从屋里、田间赶来。有人端着饭碗，有人手上还沾着泥。大家围着这位从大别山走出去的老战友、老乡亲，仔细辨认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离家太久了。
王建安出生于1908年10月12日，原籍湖北黄安桃花沙河村。那是一个土地贫瘠、生活艰难的地方，穷苦人家的孩子，很早便要替家里分担生计。少年王建安没有读过多少书，却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有人吃不饱饭，有人却能骑马收租。
他曾在私塾外听人念书，也做过短工。后来投身农民运动，参加黄麻起义。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他还是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却已经明白，手里的枪不只是武器，也是穷苦百姓争取活路的依靠。
这条路一走，就是几十年。
王建安后来参加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他进入八路军系统作战；解放战争中，又参与多次重要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军队重要领导职务，1953年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战争改变了他的身份，却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习惯。
1953年，王建安第一次较为正式地回到家乡。汽车开不进村，他索性下车步行。乡亲们担心路难走，想用扁担替他挑东西，他却没有接受特殊照顾。晚上住在老乡家里，面对铺在地上的草席，他只说：“睡地铺不新鲜。”
这不是客套话。
从土地里长大的人，到了将军的位置，也没有把自己和乡亲们隔开。煤油灯下，他照旧蹲在灶边说话，问的不是空泛的客套，而是收成、粮食、孩子上学和家里有没有病人。
遗憾的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又很难回乡。
1961年，王建安因军务繁忙，未能赶回参加大姐的后事。1969年，他在福州军区工作期间，又接到家中亲人病重的消息。当时部队训练任务已经排定，他只能把家书收好，继续处理公务。
有人劝他请假，他没有多解释，只说：“训练不能耽误。”
这句话听起来硬，背后却是另一种难处。军人的职责有明确边界，尤其在部队大项训练和战备任务面前，个人亲情往往只能让位。王建安很少把这种遗憾说出口，熟悉他的人知道，他越沉默，心里越惦记家乡。
到了七十年代，他仍在力所能及地帮助红安解决实际困难。乡里缺拖拉机，他设法联系有关部门；运输木材缺车皮，他亲自过问。事情办成后，他并不居功，只关心这些设备能不能让乡亲多种几亩地、多收一些粮食。
“能用上的东西，才算帮忙。”
这类话，他说得很平常。
1975年11月9日，王建安从武汉前往红安。车辆进入永佳河一带后，他又下车步行。村民听说他回来，纷纷赶到路边。两个多小时里，他没有召开什么正式仪式，只是一家家问候，见到熟人便停下来聊几句。
临走前，他把乡镇干部叫到一旁，交代有困难可以来信。车子启动时，路边的人还在追着挥手。
四年后，他再次踏上回乡路。
1979年11月13日，是黄麻起义52周年纪念日。王建安当时以中央军委顾问身份在武汉工作，接到回红安的邀请后表示愿意前往。11月19日傍晚，他抵达红安县城；21日清晨，又来到沙河湾附近的故土。
老邻居站在门口，却一时没有认出他。
王建安走近后，弯下腰报出姓名。老人愣了片刻，笑着说：“当大官了，还晓得回来？”一句乡音浓重的玩笑，让周围人都笑了起来。王建安也笑，没有摆出严肃姿态，只陪着乡亲在老街巷里走了几圈。
那半天，他看望了熟人，也问起困难户的生活。行程并不长，脚下却走得很慢。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与他少年时代的记忆相连；而当年的土屋、田埂和旧路，也早已留下了岁月痕迹。
离开村口时，乡亲们舍不得松手。王建安眼角泛起泪花，低声说道：“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这次，他没有实现再次返乡。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临终前，他交代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骨灰撒回家乡土地。8月20日，亲属遵照遗愿，将他的骨灰带回红安，撒在桃花沙河村附近的田野和田埂间。
一位从这里出发的老人，最终又回到了这里。只是这一次，没有车队，没有仪式，也没有告别的人群。骨灰落入泥土，和他少年时走过的土地重新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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