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北京军区机关的一次作战训练会议上，司令员杨勇低头翻阅文件，政委廖汉生坐在一旁听得格外专注。会议原本进行得很平稳，却因为一个细节，突然出现了少见的僵局。
那次会议由作战部门组织，参加者包括军区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处室干部，议题是部队演练。对于军区来说，这类会议并不轻松，训练安排、协同关系、指挥权限，都需要当场研究。
主管作战训练的副司令员发言后，开始向司令员请示几个具体问题。话已经讲完，杨勇却仍在翻文件，没有抬头，也没有回应。副司令员停在那里，只能几次看向杨勇。
会场安静下来。
有人轻声提醒，杨勇这才放下文件。他显然没有听清刚才的请示，便让对方重新讲一遍。副司令员正准备重复，廖汉生却先开了口：“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大家都听到了，为什么要让人家再说一遍？”
这句话不重，却很直接。廖汉生紧接着批评，既然参加会议，就应当把会议内容听完整，不能一边开会一边处理别的事情。杨勇的脸色当场变了，回应道：“批文件也是工作，开会也是工作。”
话说到这里，气氛自然尴尬。
从职务和资历看，杨勇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长期主持军区军事工作；廖汉生则是后来担任政委，仍在熟悉机关和部队情况。更重要的是，杨勇是1955年授衔的上将，战功和威望都摆在那里。按常理，政委在会上公开批评司令员，确实容易让人担心两位主官之间出现裂痕。
不过，廖汉生并不是只对杨勇如此。他在工作中有一个明显特点：遇到问题喜欢当面说，不绕弯子，也不太顾及场面是否好看。有人认为这是急躁，有人则觉得这是军人性格中少见的坦率。
这种脾气，早在战争年代就表现得很明显。解放战争时期，廖汉生曾因作战指挥问题与彭德怀发生争执。一次战斗中，上级指挥越过纵队，直接部署到团一级，打乱了原有的协同安排。廖汉生认为，这种越级指挥影响了纵队的整体行动，便当面提出意见。
彭德怀性情同样刚烈，认为部队没有完成任务，就不能拿指挥方式当作理由。廖汉生没有退让，仍坚持指出越级指挥带来的问题。两人一度争得很厉害，话也说得很冲。
但争执归争执，工作不能停。问题讲清楚后，双方并未因此记恨。随着相互了解加深，廖汉生与彭德怀在作战配合上逐渐形成默契，类似的冲突也明显减少。军队中有些争论，看似是脾气碰撞，背后其实是对指挥责任的不同理解。
北京军区那次会议，同样不能简单看成一次个人冲突。杨勇边阅文件边听会，出发点也许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军区事务繁杂，文件往往涉及部队部署和机关运转，司令员不可能完全不处理。但会议一旦进入集体研究环节，主官没有听清关键请示，就会影响决策，也容易让下属陷入被动。
廖汉生批评的，正是这个工作环节，而不只是杨勇低头看文件的动作。只是他的表达太直，选择的时机也太硬，才使一句工作提醒变成了会场上的正面交锋。
会后，军区机关里自然有人担心，两位主官如果长期不和，下面的工作就会难做。军政主官之间出现分歧并不可怕，怕的是把分歧带进日常指挥，形成互相掣肘。杨勇和廖汉生都经历过战争，明白军区领导班子团结的重要性。
廖汉生随后主动找杨勇谈了这件事，承认自己批评时语气过重，也把心里的意见讲明白。杨勇没有继续计较，只说：“按政委批评的办，以后改，请政委监督。”
一句话，既接受了意见，也保留了司令员的体面。此后，两人在工作中仍会有不同看法，但公开争执少了许多。会议开始时，杨勇依旧要处理不少文件，只是涉及集体研究和现场请示的问题，他会把文件先放到一边，听完再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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