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香港，邵洵美陪着项美丽走访宋霭龄。窗外局势紧张，街头人来人往，他们却埋头记录谈话内容。谁也没想到，这次同行，竟成了两人共同生活的尾声。
项美丽原名艾米丽·哈恩，是美国作家。她来中国之前，已经发表过小说，还曾独自前往非洲中部考察。她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哪里有新鲜见闻，哪里就可能成为她写作的现场。
邵洵美与她的相识，也带着上海滩特有的文化气息。那是在万国艺术剧院，一场关于劳伦斯的演讲结束后，旁人陆续离去，邵洵美却没有马上走。他注意到坐在前排的项美丽，便托熟人牵线认识。
那时的邵洵美，已经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并且有了孩子。他出身优渥，外祖父是晚清重臣盛宣怀，祖父邵友濂曾任台湾巡抚。家世、相貌、才学，再加上出手阔绰，使他很早便成为上海文人圈里的显眼人物。
但项美丽吸引他的，并不只是异国身份。她说话直接，笑容爽朗，愿意谈文学，也愿意谈旅行和冒险。这样的性格，在当时上海上层社交场中并不多见。
邵洵美是诗人，也是出版人。他把《诗经》中“洵美且都”的“洵美”取作自己的名字，既有古典意味，也透出几分自我经营的浪漫。认识艾米丽之后，他又为她取名“项美丽”，中文读音与英文名字相近，也与自己的名字形成呼应。
两人很快从交谈走向合作。他们一起翻译、写稿，参与编辑《声色》画报和《公正评论》。邵洵美熟悉上海的文化、出版与社交网络，项美丽则把敏锐的观察力带进其中。她常从聚会、宴席和人物谈话里寻找素材，再写成寄往美国的文章。
有意思的是，项美丽并没有把这段关系藏在文字之外。她后来创作的小说《潘先生》，其中人物和情节都带有邵洵美及其朋友圈的影子。邵洵美读后并未恼怒，反而颇为欣赏，只是半开玩笑地说：“你把我写得像个木偶娃娃。”
这句玩笑背后，是两人相处方式的真实写照。一个熟悉中国社会的富家诗人，一个带着西方记者眼光的冒险作家，他们既是恋人，也是合作者。项美丽从邵洵美那里接触到更多中国文人和社会名流，邵洵美也从她身上看见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带着复杂的伦理处境。邵洵美没有离开原有家庭，项美丽在这段关系中的身份，也无法完全用传统婚姻来解释。外界称邵洵美为“海上孟尝君”，赞叹他的交游和慷慨，却很少有人能替他们承担关系中的压力。
1939年，项美丽准备撰写宋氏三姐妹传记。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她先到香港采访宋霭龄，再计划前往重庆访问宋庆龄和宋美龄。邵洵美动用自己的交际关系，为她争取采访机会，并陪她前往香港。
在香港的那段日子，两人几乎天天奔波。采访结束后，项美丽还要继续赶赴重庆，邵洵美却因上海家事必须返回。临别时，项美丽没有带走家中的长臂猿，她以为自己完成采访后还会回到上海。
战事却改变了所有安排。她这一走，最终再也没有回去。后来，她完成并出版了有关宋氏三姐妹的作品，声名进一步扩大，而与邵洵美的共同生活，只能留在回忆和小说里。
分隔之后，邵洵美常写信表达牵挂：“你就不能像我爱你一样爱我，并且经常给我写信吗？”这类话没有改变现实。两个人都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前行，感情仍在，距离却越来越难以跨越。
多年后，他们在纽约重逢。此时项美丽已经与鲍克瑟结婚，邵洵美也仍有自己的家庭。旧日恋人再见，身份已经不同，谈话却没有想象中尴尬。鲍克瑟甚至打趣道：“你的太太，我替你保管了几年，现在还给你吗？”邵洵美笑着回答：“还没安排好，还是请你继续保管吧。”
玩笑说完，生活仍归于现实。项美丽一家经济拮据，邵洵美便设法借来一千美元交给她。那时的他早已不是挥金如土的“孟尝君”，家产因长期疏于经营和过度支出而逐渐耗尽，却仍愿意在旧日知己困难时伸手相助。
回国后，为了偿还这笔钱，他变卖了珍藏的邮票。1958年，弟弟在香港病重，邵洵美急需用钱，便写信询问项美丽能否寄回一千美元。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顺利寄出，反而成为他“关系复杂”的证据，随后被关押。
三年牢狱使他的身体严重衰弱。出狱之后，生活更加困顿。1968年，他写给盛佩玉的信中，记下房租、饭钱、牛奶和旧衣物，每一笔都算得清清楚楚。昔日的诗人和出版家，已被逼到借钱度日、与儿子同住一床一地的境地。
同年，邵洵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项美丽后来继续写作，也不断在作品中保存那段上海岁月。两人曾经共同翻译、共同交游，也曾在香港匆匆道别，在纽约重新坐到一起。只是再见之时，各有家室；那段关系能够留下的，最终只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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