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武汉军区机关里，钟汉华接过第三政委的任命。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军队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还有一桩已经引起上级注意的难题：司令员陈再道与第二政委谭甫仁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隔阂。
这时的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任重同时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工作。军区日常事务，实际上更多由陈再道、谭甫仁共同处理。一个主军令，一个主政治，分工看似清楚，真正运行起来却并不轻松。
钟汉华赴任前，上级交代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设法维护领导班子团结，另一件是帮助部队解决粮食困难。后一个问题很现实。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地方和部队都面临供应紧张，能不能让官兵吃饱，直接关系到训练、生产和部队稳定。
相比之下，团结问题更棘手。粮食可以通过调运、生产和节约逐步缓解，领导之间形成的心理芥蒂，却不是开几次会、谈几次话就能消失。尤其军政主官长期共事，彼此都有职责边界，也都有自己的判断，稍有不合，便容易从工作分歧变成关系紧张。
陈再道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高级将领，长期在刘伯承领导的部队中工作。1958年，军队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相关工作，陈再道的历史经历因此被置于审视之中。谭甫仁当时主持军区政治工作，承担了上级部署的任务。
这项工作持续时间并不算很长，但政治运动中的批评、检查和表态，往往会留下复杂影响。对主持工作的政委而言，这是履行组织职责；对被批评的一方而言，却可能感到自己的历史和功劳没有得到应有对待。双方未必公开争执，心里的距离却可能由此产生。
有意思的是，王任重与陈再道之间并没有同样明显的冲突。两人早年相识，陈再道在战争年代还是王任重的上级。后来一人在地方、一人在军队，工作范围不同，反倒少了日常事务中的直接碰撞。很多矛盾，并非关系不熟造成，恰恰是因为天天共事、彼此制约。
钟汉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调解者。他过去曾在陈再道麾下工作，陈再道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时，钟汉华任副政委等职务。这样的经历，使他了解陈再道的脾气、工作方式，也知道军队上下级之间怎样相处。
但熟悉不等于能够化解矛盾。第三政委的位置，更多是协调和补位，既不能取代第一政委作决定，也不能越过第二政委直接处理军区日常事务。钟汉华需要顾全大局，又不能让任何一方觉得自己在偏袒另一方，这个分寸很难拿捏。
他确实作了不少努力，希望把两人的关系拉回到共同工作上来。然而，过去形成的看法，不会因为增加一位调解者就自动消散。军区领导班子仍然需要运转，会议照常召开，工作照常推进，可真正的信任并没有迅速恢复。
1963年，谭甫仁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钟汉华接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至于这次调整究竟主要出于团结问题，还是还有其他工作方面的考虑，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原因。但人事变化之后，军区的搭档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化。
陈再道与钟汉华过去有上下级之谊，钟汉华对这位老上级一向尊重，两人在工作中相处较为融洽。这里面既有性格因素，也有历史基础。重要的是，双方不再长期处于互相牵制、彼此防备的状态，军政之间的配合自然顺畅了许多。
后来形势急转直下。1967年以后，陈再道和钟汉华都经历了困难处境。钟汉华患有心脏病，陈再道对他的身体状况十分挂念。钟汉华离开武汉军区领导岗位前往北京，二人的工作关系中断，但彼此的牵挂并没有随之消失。
1969年，两人又一同到福州军区所属农场参加劳动。那已经不是军区领导岗位上的搭档，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多年以后再次相聚时，双方情绪激动，留下了难以忽略的一幕。
谭甫仁离开军事法院后，曾任工程兵政委，与陈士榘搭档。两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便已相识，长期革命经历形成了特殊的信任。陈士榘与几任政委合作时并非都很顺利，但同谭甫仁共事却较为融洽。后来谭甫仁调往昆明军区，两人分开时都颇为不舍。
军政主官出现分歧，并不必然意味着谁对谁错。司令员关注作战、训练和部队建设，政委强调政治方向、组织纪律和思想工作，观察问题的角度本来就不完全相同。能够互相补充，分歧就是制约；若缺少信任，分歧便容易变成对立。
所以，钟汉华到武汉军区，并没有轻易让陈再道和谭甫仁“放下前嫌”。有些关系可以调和，有些关系只能通过调整岗位来降低摩擦。军队领导体制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个人之间的历史信任；两者缺一，第三个人再有经验，也很难单独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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