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北京一处军区招待所，两位老将领的家属被通知限期搬家。陈再道的妻子张双群、钟汉华的妻子白之芳，面对的不是普通调动，而是政治风暴留下的现实处置：丈夫尚无正式结论，家属却要先离开原来的住处。
事情的难处，就在这“两间房”上。
当时，两家各有几个孩子，男孩、女孩都有，且年纪渐长。管理部门安排她们住进军区第三招待所，每家只给两间房。东西无处安放，孩子也难以挤在一起生活。张双群和白之芳商量后，只好将两家合并，男孩子住一处，女孩子住一处，先把栖身问题解决下来。
这份窘迫，并非生活偶然。它的背景，是1967年7月20日发生在武汉的“七二零事件”。
当时，陈再道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任政治委员。武汉局势复杂，地方组织之间冲突不断，军队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采取了与中央要求不一致的做法，最终引发严重后果。事件发生后，两人被调离武汉，赴北京接受批判，先后住在京西宾馆和总参海运仓招待所。
军职被停止，去向未明，家属自然也承受压力。
张双群早年参加革命，195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武汉事件发生后，有人把她视为参与出谋划策者，批斗随之而来。孩子们也受到牵连。对一个家庭来说，父亲突然离开原岗位，母亲又被推到风口浪尖，最难熬的往往不是一纸通知，而是不知道结论何时到来。
所以，当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干部第一次找她们谈搬家时，张双群没有立即答应。
她们的理由很简单：陈再道、钟汉华虽然正在北京接受审查和批判，但有关两人的正式结论并未通知家属。若有明确决定，她们不会赖着不走；可在结论没有下达之前，突然要求搬离，至少应当把依据说清楚。
白之芳赞同她的看法。
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几天后，两人再次被叫去，谈话语气明显严厉起来。对方甚至说：“谁是岳飞，谁是秦桧，你们还不知道吗？”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她们主动与丈夫划清界限。
张双群没有正面争执，只是重复说明，陈再道的问题尚未有正式结论，家属无法凭一句话便割断关系。对方则表示，这是军委党委的决定，必须搬家。
命令最终执行了。
政治运动中的“靠边站”，从来不只是职务变化。对陈再道和钟汉华来说，是离开武汉、失去原有工作环境；对家属来说，则是住处被收回、生活被重新安置。更麻烦的是，家属往往无法获知丈夫究竟身处何地，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
有人还劝张双群，从政治、思想、感情上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她只回答：“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没办法划清界限。”这句话并不激烈，却表明了一个妻子的态度：可以接受组织安排，但不能在事实不明时否定共同生活多年的亲人。
1969年初，张双群带着家人秘密来到北京。她们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陈再道的住处。家人突然出现在面前时，陈再道十分高兴。那一刻，外界的审查、批判和等待暂时退到一边，家庭重新有了短暂的团聚。
但团聚并未持续太久。
1969年10月，按照“一号命令”，在北京的一批老干部被疏散到外地。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被安排到江西劳动。对于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来说，劳动本身并非最难承受的事情，真正沉重的是身份变化：昔日主持一方军政工作的高级干部，此时只能等待组织重新作出安排。
转机出现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一些长期受到冲击的干部陆续得到重新安排。1972年，陈再道和钟汉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不过两人都属于降职使用。对他们而言，这不是原职复归，却意味着多年悬而未决的生活终于有了出口。
后来，两人又恢复到大军区正职级别。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相继退居二线并离休。那段被限期搬家的经历，留在个人命运里，也折射出特殊年代中一个家庭所能承受的压力：职务可以被暂停，住所可以被收回，亲属关系却不是一纸通知就能轻易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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