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4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彭德怀的骨灰安放仪式重新举行。追悼会现场，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浦安修站在亲友身旁，几度失声落泪。四年前，彭德怀离世时，许多事情尚未得到公正评价；此时重新举行仪式，既是对一位元帅的悼念，也包含着对历史事实的重新确认。
彭德怀没有留下亲生子女，却并非没有亲人。晚年整理遗物时，一张张旧照片、几件生活用品，以及侄子侄女们的来信，构成了他私人生活中少有的柔软部分。那笔后来交到浦安修手里的48000元，也因此没有被简单看作个人财产，而被视为彭德怀留给身边人的一份交代。
彭德怀早年的婚姻经历十分曲折。1928年平江起义前后，他把妻子刘坤模送回家乡，随后投身革命，从此长期失去联系。抗日战争时期，两人曾重新取得联系。刘坤模已经再婚并育有女儿，彭德怀得知后没有责怪她，反而体谅乱世中一个普通女子求生的艰难，并支持她走上革命道路。
这段婚姻最终没有重新恢复。对彭德怀来说，战争、行军和繁重的工作占据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浦安修结为夫妻，但两人同样聚少离多。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长期在朝鲜前线，夫妻关系也在生活压力和性格差异中出现裂痕。
浦安修后来提出分开，但手续尚未办完，彭德怀便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两人没有子女，彭德怀一生的家庭关系，也就留下了难以简单评判的遗憾。
不过，他对侄子侄女的感情，确实近似父辈。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的两个弟弟先后牺牲，留下的孩子被他惦记在心。条件允许时，他把这些孩子接到身边照料；工作再忙，也会过问他们的学习、工作和品行。
这种关爱并不等于纵容。1955年实行军衔制，侄子彭启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被授予中尉军衔。彭启超觉得自己比同学低了一些，便回北京找伯伯，希望彭德怀出面说明情况。
彭德怀没有替他争取，反而严肃地说：“正因为你是我的侄子，才不能多给你一颗星。”他还提醒侄子，如果凭亲属关系获得照顾，既会损害军队制度，也会让本人一辈子抬不起头。彭启超听后，才明白伯伯所谓的疼爱，是要求他靠本事站稳脚跟。
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被他视作可以信赖的人。景希珍曾担任警卫参谋，綦魁英是秘书，赵凤池是司机。他们长期跟随彭德怀，熟悉他的生活习惯，也经历过他工作和处境最困难的时期。浦安修把遗产分给这三人，含有感谢和补偿的意思。
这样计算，八名侄子侄女加上三位身边工作人员，正好是11人。钱并非平均机械分配，而是依照彭德怀生前的牵挂和浦安修掌握的实际情况处理。遗产数额不算巨大，却牵涉亲情、战友情和一段特殊婚姻，分配时自然不能只看账面数字。
浦安修还先偿还了彭德怀第一次举行丧事时借用的1000元，以及拍摄遗像等费用；随后缴纳党费5440元，并向有关单位和家乡捐款。彭德怀长期关心家乡教育，她便向湖南湘潭乌石小学捐出1万元，又拿出2000元帮助困难群众。
值得一提的是，浦安修没有把剩余钱留作个人享用。她将部分款项交给彭德怀传记编写工作，自己也参与资料整理、核对和撰写。那些材料包括书信、工作记录和个人遗物，许多细节需要反复查证，不能凭回忆随意增删。
后来，浦安修参与《彭德怀年谱》等资料的编纂，所得稿费也多以彭德怀名义用于偏远地区教育。对于一个与彭德怀已经分开的妻子而言，这种处理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却体现了她对这段共同生活以及彭德怀政治品格的最终态度。
48000元很快有了去处：一部分给了亲属，一部分交给工作人员，一部分偿还旧账，更多则转作党费和公益捐款。彭德怀没有留下豪宅、巨额存款或私人收藏，留在身后的，是几件旧物、一批历史资料，以及浦安修替他完成的那份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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