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南昌解放不久，奉新县会埠乡渣村，农民涂振农从田间回到家中，看到一张报纸后，连夜收拾行李，赶往南昌寻找旧日同事。这件事表面看很突然，背后却牵连着一段复杂而沉重的革命经历。
南昌解放的消息传到乡间时，村民最先注意到的是城里秩序已经改变。对涂振农而言，报纸上的人名却格外刺眼。新成立的政权中，有人曾与他共事，有人曾是他的下属，还有人和他一起在赣东北苏区战斗过。
他盯着报纸看了很久，随后低声说道：“他们都出来了。”家人问他要去哪里，他只说：“去南昌，找老熟人。”这句话没有透露太多内容，却让这次出行带上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第二天一早，涂振农穿着农民衣服进入南昌，来到省政府机关附近。门卫见他衣着朴素，便将其拦下，要求登记身份和来意。面对询问，他没有报普通农民的名字，而是称自己曾担任红十军政委，还要见省里的几位负责人。
“你找哪一位？”工作人员追问。
涂振农回答：“他们知道我是谁。”
这番话很快传到有关人员那里。红十军并不是普通部队，它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方志敏等人领导的革命斗争有密切关系。部队曾转战赣东北、闽北、皖南、浙西等地，在多次战斗中发展壮大，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牺牲。
红十军后来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等部队的斗争相互关联。由于战事艰苦、力量悬殊，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但许多干部和战士由此成长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从这段革命历史中走出的干部不少，红十军的番号和经历，在江西党政军系统内也有相当分量。
因此，工作人员不敢把涂振农当作普通来访者。他的姓名、经历以及所说的职务，很快被逐级核查。查证结果显示，此人确实曾在红军队伍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涂振农原名梗科，又名振林，曾使用王建基、李平之等化名。1896年12月5日，他出生于江西奉新县会埠乡渣村一个农民家庭。当地涂氏重视教育，村中曾有存存书院，建有学舍和围墙，涂振农也因此获得了较好的启蒙条件。
他读完乡村小学后进入江西农业专门学校，后来一度辍学，在家乡担任国民小学校长兼教员。此后，他又进入江西省农业专门学校林学专科求学，并在读书期间接触革命思想，参加进步活动，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涂振农先后担任左江特委书记、中央巡视员等职务，曾奉命考察闽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后来，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赣东北苏区，被任命为红十军政委，之后还担任过赣东北省委宣传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名曾经身处革命核心岗位的干部，最终却以农民身份回到了故乡。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涂振农辗转上海，随后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新四军军部和南昌办事处工作，后来被派往广东开展工作。
1942年6月6日，涂振农在广东大埔县高陂镇被捕。被押解后，他先后被关押于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等处。长期审讯、威逼和利诱之下，他的意志发生动摇。1943年1月30日，他写下脱离组织的声明，并向敌方提供情报，走上了叛变道路。
叛变之后，涂振农并没有就此退出政治活动。敌方曾利用他的经历，让他到关押革命干部的场所进行策反。他面对的，是身陷囹圄、身体虚弱却拒绝屈服的同志。对方没有接受他的劝说，反而当面斥责他的行为。
此后，涂振农被安排担任训练班教官、政治教员，并进入特务系统工作。他参与情报和反革命宣传活动，负责训练人员、布置据点，还炮制过一些攻击革命力量的材料。昔日的红军干部，转而成为敌方机构中的骨干，这种身份变化，也使他的罪责远非一般投敌人员可比。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涂振农悄悄回到渣村，以种田为掩护。他或许认为，自己曾经的身份能够成为通行证；也可能以为多年过去，旧日战友不会再追究。然而，革命队伍对叛变人员和敌特活动的调查并未停止，相关档案、证词和经历都在逐步核对。
南昌解放后，他主动进城寻找旧识，反而使身份迅速暴露。调查人员很快查清了他的革命履历，也查清了他投敌后的活动。曾任红十军政委，并不能抵消后来造成的危害；相反，这段经历使他更清楚革命组织的情况，也让他的叛变影响更加严重。
涂振农随后被捕，押解至北京接受审判。有关方面根据其投敌、出卖同志以及从事敌特活动等罪行依法处理，最终执行了死刑。一个曾在革命队伍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跨过生死考验，却在胜利到来之前改变立场，结局由此彻底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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