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天，山东单县龙王庙镇朱杨楼村，大学生孟欣专程来看望朱瑞方。午饭端上桌，只有一碗清水煮土豆，连油花都看不见。这个曾经受过资助的姑娘愣了半天，才明白那笔学费，究竟是怎样凑出来的。
朱瑞方生于1952年。少年时，他曾考上初中，却因家里拿不出6元学费，被迫离开课堂。姥爷连夜做窗棂，才让他短暂地摸到读书的门槛。可老人患胃癌离世后，家中再无余力，他只好回乡种地、挣工分。
临终前，姥爷留下三句话：继续读书，多学文化；学雷锋，多做好事；争取入党。第一句话，朱瑞方没有做到，这成了他心里多年不散的遗憾。剩下两句话，他没有忘。
1971年1月，朱瑞方入伍，驻地在甘肃张掖。一次炮兵训练中，他负责测量方位，炮弹却接连打偏。挨批之后，他意识到，问题不只在技术，更在文化基础太薄弱。
那天以后，他不再把每月6元津贴看成自己的零花钱。入党积极分子登记表中，他写下愿望：节约用钱，捐资助学，让贫困孩子掌握建设国家的本领。
入伍半年后，朱瑞方得知战友时维钟家中困难。时家六口人，老人、妻子都患病，两个孩子眼看要停学。朱瑞方拿出积攒的30元津贴，全部交给了对方。
1975年3月，退伍回乡的朱瑞方已经成了村里的干部。那年，他听说邻村王贵林的女儿王香兰因家庭变故无法继续上学，便把退伍费100元送到她家。后来王香兰考入华西医科大学，从中学到大学毕业，朱瑞方前后资助了5000多元，连家中羊和一方端砚也卖掉了。
钱从哪里来？
朱瑞方靠搬水泥、擦机器、刷油漆和种植养殖挣取收入。能不花就不花，旧衣服一穿就是许多年，家里没有冰箱、空调等物件，进城办事仍骑那辆旧自行车。
2008年春节，他家年货不到25元，除了一块包饺子的猪肉，桌上大多是萝卜白菜。这样的日子并非偶尔为之，而是他长期维持的生活方式。省下来的钱，全部记在一本账上，却很少用于自己家。
账本里，有贫困大学生的路费，有失去父亲的学生王强的生活费，也有孤寡老人的药钱和日常用品。王强在山东建筑大学读书期间，先后得到朱瑞方资助一万五千多元。毕业参加工作后，他认朱瑞方为父亲。
扶助学生之外，朱瑞方还照料村里的老人。赵金尧无妻无子，后来瘫痪卧床，朱瑞方替他洗衣、喂饭、买药，直到老人于1995年11月去世，并帮忙料理后事。类似的照料，他又做在多名残疾人身上。
有意思的是，受助者后来常想反过来帮助他。有人邀请他去城里住几天，有人想补贴朱家生活，他却总是推辞：“心意收下，钱留给更困难的人。”
2001年，儿子结婚，朱家没有像样的婚房，只能把半间厨房收拾出来，几块砖支起木板床，便成了新人的洞房。三个月后，女儿出嫁，所谓嫁妆也只是几件旧家具。
邻居议论，孩子埋怨，妻子赵桂兰更是和他争吵。朱瑞方并非没有听见，只是面对求助的学生和老人，他总觉得那些钱不能停在自家手里。不得不说，这种选择让他获得许多敬重，也给家庭留下了难以弥补的亏欠。
2019年，赵桂兰被查出淋巴癌晚期。朱瑞方这才暂停部分助学事务，陪妻子看病、散心，想把几十年里没有给出的陪伴补回来。
王强得知消息后发来短信：“爸，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带俺妈来上海，我请假陪她看病。”这句话不像受助者对恩人的客套，更像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埋怨。
从1971年第一次捐出津贴，到后来长期资助学生、照料老人，朱瑞方把并不宽裕的收入拆成一份份，送进了许多家庭。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前后，他资助过数百名困难学生，捐助总额接近百万元，并参与推动地方公益组织开展助学扶老。
他没有留下多少财物，却留下了一本特殊的账。账面上，几乎没有自家的柴米油盐，写满的却是学费、路费、药费和一个个受助人的名字。对妻子赵桂兰，他只承认一句：“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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