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处的花
凌晨四点半，槐花巷还睡着。
陈阿婆的闹钟比鸡鸣更早。那只用了二十年的老式闹钟，塑料外壳已经泛黄，时针分针走得却准。她摸索着按掉铃铛，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让僵硬的关节慢慢苏醒。窗外飘进今年第一缕槐花香，淡淡的，像隔夜的茶。
她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对着镜子把花白头发拢到耳后。镜中人眼角皱纹深得像干涸的河床，但眼神还亮着。搬开床头那个铁皮饼干盒，底下压着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信封。最上面那封边角已磨损，邮戳是十二年前的夏天。
“妈，我们到深圳了。这里楼好高，人好多……”她不用看也能背出来。儿子阿明的字迹从最初的工整到后来的潦草，信封上的地址换过五次，最后停在一个叫“白石洲”的地方。三年前起，信就断了。
陈阿婆把信封重新压好，起身去厨房。灶台上的煤炉还留着昨晚的余温，她添了新煤，坐上水壶。火苗舔着壶底时，巷子里响起第一声扫帚摩擦水泥地的声音——老周开始了他的晨扫。
老周是巷子里的清洁工，六十多岁，驼背，走路时右脚微跛。他扫地的节奏很特别，三下一停，仿佛在丈量什么。陈阿婆推开厨房后窗，潮湿的晨风灌进来，带着煤烟和槐花的混合气味。
“周师傅，今天早啊。”
老周抬头，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笑容：“阿婆也早。今年的槐花开了，香得很。”
他扫到陈阿婆窗下时，习惯性地停下来，把墙角那丛野生的薄荷理了理。那是陈阿婆种的，夏天泡茶喝。老周每次扫地都会避开那几株薄荷，偶尔还浇点水。
水开了，陈阿婆灌满暖瓶，把剩下的热水倒进搪瓷盆。洗漱完，她打开临街的木板门。槐花巷醒了，送奶工的三轮车叮叮当当地过去，早起的学生背着书包匆匆跑过，包子铺的白蒸汽从巷口涌进来。
陈阿婆支起她的摊位——一张老榆木桌子，几个玻璃罐。罐子里是她自己腌的糖蒜、萝卜皮、辣白菜。巷子里的年轻人都叫她“泡菜阿婆”，她的泡菜比外面卖的清爽，不腻口。价钱也便宜，五块钱能装满满一饭盒。
第一个顾客总是老周。他扫完一整条巷子，过来买一包萝卜皮，就着馒头当早饭。今天他多要了一份糖蒜。
“给孙女带的？”陈阿婆问。
老周点点头，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小囡说学校的菜没味道，就爱吃阿婆的糖蒜。”
陈阿婆又多夹了两头进去：“小孩子长身体，多吃点。”
老周掏钱，陈阿婆摆摆手：“明天再说。”
每天都是这样。老周的钱永远“明天”给，陈阿婆也永远“明天”收。这条巷子里的人都习惯了他们的默契。
太阳升高一些，斜斜地照进巷子。陈阿婆的摊位刚好在对面楼房的阴影里，要到下午才能晒到太阳。她也不挪位置，说背阴处腌的泡菜不容易坏。
买菜的主妇们陆续来了。刘姐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地冲进来，车筐里装着刚买的排骨和青菜：“阿婆，给我装点辣白菜，晚上做炒饭用。”
陈阿婆揭开玻璃罐的盖子，酸辣的气味散开。刘姐深吸一口气：“就这个味！我婆婆去年回去后，再没人做得出这个味道。”
“她身体还好吗？”陈阿婆一边装菜一边问。
“好着呢，在老家种菜，说要给我寄过来。”刘姐付了钱，忽然压低声音，“对了阿婆，昨天我在社区服务中心看到你家阿明的信了，好像是挂号信，你要不要去问问？”
陈阿婆的手停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把罐子盖好：“是吗，那我下午去看看。”
刘姐走了。陈阿婆坐在摊位后面的小马扎上，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围裙边。阿明的信。三年了，上次来信说他换了工作，在一家电子厂做主管，等稳定了就接她去深圳。后来再没消息。她打过他留在信上的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没有这个人。
阳光移过巷口那棵老槐树，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槐花簌簌地落，有几瓣掉进玻璃罐里，陈阿婆没去捡。
上午的生意冷清些。她拿出针线筐，给巷尾李奶奶的重孙子做虎头鞋。红色的绸布，金线的胡须，黑色的珠子做眼睛。她做了一辈子针线活，眼睛虽然花了，但手上的感觉还在。一针上一针下，鞋面上渐渐显出老虎的轮廓。
“阿婆！”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她。巷子那头跑来个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手里举着一个饭盒。是老周的孙女小囡。
“我爷爷让我来还昨天的钱。”小囡踮着脚，把五块钱放在桌上。
陈阿婆笑了：“你爷爷真是的。”她收了钱，从罐子里摸出一颗冰糖塞给小囡，“今天不上学？”
“放假！”小囡含着糖，含混不清地说，“爷爷说今天带我去公园玩。”
她蹦蹦跳跳地跑了。陈阿婆看着她消失在巷口，忽然想起阿明小时候。也是这样扎着辫子——那时候她以为是个女儿，连裙子都买好了——在巷子里跑来跑去，喊“妈妈，妈妈”。
针扎了一下手指，她低头看，一滴血珠渗出来，在红绸布上洇开，像颗小痣。
午后，陈阿婆收了摊位，锁好门。槐花巷安静下来，只有老周还在扫那些飘落的花瓣。她走过他身边时，他直起腰：“阿婆出去啊？”
“去趟社区中心。”
老周“哦”了一声，没多问，但陈阿婆走出几步后听见他在身后说：“今天下午要变天，阿婆带伞没有？”
她摸摸布袋，里面确实有一把折叠伞。是去年阿明最后一次来信时，夹在信封里寄来的。伞柄上还刻着“给妈妈”三个字，被磨得有些模糊了。
社区服务中心在三条街外，陈阿婆走了二十分钟。工作人员小吴认识她，见她进来就招手：“陈阿婆，正好！有您的信，昨天到的，我正准备让人捎给您呢。”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上面贴着EMS的标签。寄件地址是深圳，但字迹不是阿明的。陈阿婆的手有点抖，撕了好几下才拆开。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笔迹陌生：
“陈阿姨您好：我是阿明的同事。阿明三年前出了工伤，伤到头，一直在康复中心。他手机丢了，又记不清家里的地址，最近才想起您的名字和这条巷子。他恢复得不错，能说话了，就是行动还不太方便。如果您方便，可以来看看他吗？地址是……”
陈阿婆把信看了三遍，每个字都认识，拼在一起却像隔着一层雾。她慢慢把信折好，放进口袋，对小吴说：“谢谢你了。”
走出服务中心时，天果然阴了。风卷起地上的梧桐叶，打着旋儿飞上半空。陈阿婆站在台阶上，忽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回家吗？巷子里还有没腌完的萝卜。还是直接去火车站？她口袋里只有两百多块钱。
她站在风里，直到一滴雨砸在脸上，才想起撑伞。伞打开的瞬间，她闻到一股淡淡的铁锈味——那是伞骨久不用生锈了。但伞面还是好的，撑开像个小小的屋顶，正好遮住一个人。
雨越下越大，陈阿婆在路边的公交站台坐下，看着雨帘发呆。站台上还有两个放学的学生，挤在角落避雨，其中一个男孩把校服外套脱下来，罩在另一个女孩头上。他们笑闹着，身上湿了大半也不在乎。
陈阿婆想起阿明初中时，也总是不带伞。每次下雨她就去校门口接他，远远看见他从教学楼里冲出来，书包顶在头上，裤腿溅满泥点。看见她就喊：“妈！我就知道你会来！”
公交车的灯光穿透雨幕，在她眼前一晃而过。车身上的广告是深圳的旅游宣传，蓝天碧海，高楼大厦。陈阿婆盯着看了很久，直到那辆车消失在雨幕里。
雨小些时她站起来，慢慢走回槐花巷。巷子里的积水映着天空，灰蒙蒙的像面旧镜子。老周的扫帚靠在她家门口，人却不在。大概送小囡回家去了。
陈阿婆开门进屋，没点灯，在黑暗里坐着。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槐花被打落一地。她摸着口袋里那封信，纸边有些软了，大概是刚才淋了雨。
不知坐了多久，门上响起轻轻的叩击声。陈阿婆点亮灯，打开门。老周站在门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冒着热气。
“煮了姜茶，阿婆喝一碗驱驱寒。”他说，没有进来的意思，“今天雨大，别受了凉。”
陈阿婆接过搪瓷缸，姜的辛辣气味扑面而来，暖意顺着掌心往上走。她忽然觉得眼眶发热，赶紧低下头去：“谢谢周师傅。”
老周摆摆手，转身要走，又停下：“阿婆，”他的声音在雨夜里有些模糊，“有什么事，巷子里大家都能帮上忙。”
陈阿婆愣了一下。老周已经走远了，驼着的背在路灯下拖出长长的影子。她关上门，喝了那碗姜茶。又烫又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第二天是个晴天。阳光把巷子晒得暖洋洋的，空气中的水汽都蒸发了。陈阿婆照旧四点半起床，烧水，洗漱，开门。老周来买萝卜皮时，她把多夹的两头糖蒜换成了一罐子辣白菜。
“这个给小囡拌饭吃。”她说。
老周接过罐子，看了看她：“阿婆今天气色不错。”
陈阿婆笑笑：“想通了些事。”
上午十点，邮局刚开门，陈阿婆就进去了。她填了张汇款单，把攒了两年的钱都汇到了信上的地址。又从包里拿出手机——那部用了八年的老式按键手机——请工作人员帮她发了条短信：“阿明，妈妈下周三到深圳。”
发完短信，她站在邮局门口，阳光明晃晃地照在脸上。她眯起眼睛，看见街对面的玉兰树开了满树白花，像落了层雪。
回槐花巷的路上，她买了本中国地图册。在小马扎上翻到广东那一页，手指沿着铁路线从临沂划到深圳，经过很多她没听过名字的地方。她让隔壁打印店的小伙子帮她查了火车票——硬座，二百六十三块。剩下的钱，刚好够到深圳后吃几顿饭。
晚上收摊时，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周。
老周正在扫最后一点槐花。巷口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着他花白的头发。“深圳远得很，”他说，“阿婆一个人去，行吗？”
“行的。”陈阿婆把玻璃罐一个个收进箱子，“阿明一个人在那边三年，比我难多了。”
老周沉默地扫完地，把簸箕里的槐花倒进垃圾桶。然后他走回陈阿婆的摊位前，从口袋里掏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钱。
“这里有八百块，”他把钱放在桌上，“阿婆拿着路上用。”
陈阿婆看着那些钱，五块十块的都有，最大的一张是五十。“周师傅，你这是……”
“我老伴走得早，女儿嫁到外地，就剩我和小囡。”老周难得说这么多话，“这些年，巷子里的人帮了我不少。阿婆你天天给我留吃的，我都记着。”
陈阿婆把钱推回去：“我有钱。”
“拿着。”老周又推回来，动作很轻但很坚定，“到了那边要花钱的地方多。再说，”他笑了笑，缺了颗门牙的笑竟然有些孩子气，“下个月发工资我就还上了。”
陈阿婆终于接过了钱。她的手指碰到老周的，粗糙，温热，像两块被太阳晒过的石头。
“谢谢。”她说。
老周背起扫帚往家走，走出几步又回头：“阿婆，到了深圳，要是觉得那边楼太高，就回来。槐花巷永远给你留着位置。”
陈阿婆站在路灯下，忽然觉得这条住了四十年的巷子从来没有这么亮过。那些晾在窗外还没收的衣服，谁家厨房飘出的葱花味，隔壁电视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声，还有老周渐渐远去的微跛的脚步声——所有的一切都浸在暖黄色的光里，像一张老照片。
她转身回屋，开始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好带的，几件换洗衣裳，阿明寄来的那把伞，还有那个铁皮饼干盒。她把信都装进一个塑料袋，裹了两层，塞在背包最里面。
出发那天清晨，槐花巷的人来得格外齐。刘姐塞给她一袋自家做的肉干：“火车上吃，别买盒饭，贵。”李奶奶拄着拐杖，颤巍巍地递过来一条红围巾：“深圳冬天也冷，系上。”
小囡跑过来，往她手里放了颗糖：“阿婆，给你路上甜嘴。”
老周站在人群后面，什么也没说。但陈阿婆看见他脚下放了把新伞，天蓝色的，标签还没撕。
火车启动时，陈阿婆隔着车窗往外看。槐花巷的轮廓越来越小，渐渐变成灰绿色背景里一道浅浅的痕迹。她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送阿明去上大学。那天天很蓝，儿子在车窗里冲她挥手，嘴巴一张一合地说：“妈，回去吧。”
如今火车往南走，窗外的景色从灰黄变成碧绿，田地里的油菜花开得正盛，一片接一片的亮黄。陈阿婆抱着背包，里面那些信隔着塑料袋，硬硬地抵着她的胸口。
三十个小时的火车，她几乎没怎么合眼。邻座是个去深圳打工的年轻姑娘，听说她去看儿子，主动帮她接了热水，还分她半个橘子。“阿姨你真勇敢，”姑娘说，“我爸妈都不敢坐这么远的车。”
陈阿婆笑笑，把橘子皮收进垃圾袋。窗外的夜黑透了，偶尔闪过几点灯光，不知是村庄还是工厂。她想起阿明小时候怕黑，总要开着小夜灯睡觉。那盏小夜灯是只黄色的鸭子，插上电后嘴巴会发出微弱的光。有天晚上停电了，阿明吓得哭，她就抱着他坐在窗前数星星，一颗，两颗，数到第四十七颗时，阿明睡着了。
现在她望着窗外的星空，一颗一颗地数，数到一百多时，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深圳北站比陈阿婆想象的大，大得多。她站在出站口，被人流推着往前走，四周都是陌生的面孔和陌生的口音。阳光从玻璃穹顶倾泻下来，又白又亮，把她的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
她掏出那张写了地址的纸条，问了三个路人才找到地铁站。自动售票机她不会用，是个学生帮她买的票。地铁里冷气很足，她系上李奶奶送的红围巾，还是觉得凉。
康复中心在关外，从地铁站出来还要换公交。陈阿婆坐上最后一班公交车时，天已经快黑了。车上只有她和另一个乘客，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好几眼，大概觉得这个拎着大包小包的老太太太显眼。
车窗外的高楼渐渐变成低矮的厂房，路灯也稀疏起来。陈阿婆攥着那条写了地址的纸条，手心全是汗。
终于到了。康复中心是一栋白色的五层楼，掩在几棵榕树后面。陈阿婆在大门口站了很久，看着楼里透出的灯光，一格一格的，像块巨大的蜂巢。
门卫问她找谁，她说找阿明。门卫翻了翻登记本：“三楼康复科，现在应该还在做晚间训练。”
陈阿婆走进大厅，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电梯门打开时，她看见自己映在金属面上的影子——蓝布衫，红围巾，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她用手理了理，深吸一口气。
三楼很安静，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开着，灯光从里面漫出来。陈阿婆慢慢走过去，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还有个什么东西一下一下敲击地面的声音。
她在门口停下。
房间很大，铺着蓝色的橡胶地板，四周有扶手。一个穿着病号服的男人正扶着双杠，一点一点往前挪。他的动作很慢，左腿似乎不太听使唤，每迈一步都要停顿一下。旁边站着个穿白大褂的康复师，轻声鼓励着：“对，就这样，再来一步。”
男人抬起头的瞬间，陈阿婆看见了他的侧脸。瘦了，颧骨凸出来，头发也短了，但她还是认出了那双眼睛。阿明的眼睛，和她一样的杏核眼，小时候总被人说像姑娘。
她站在门外的阴影里，没有出声。阿明又走了两步，扶着双杠休息，忽然像感觉到什么，转过头来。
他们隔着整个房间对视。阿明的手握紧了双杠，指节发白。他的嘴唇动了动，发出的声音沙哑而陌生，但那两个字陈阿婆听清了。
“妈。”
陈阿婆走进那扇门，走进灯光里。她走得很快，快到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仿佛四十年的时光都被压缩成这几步路。她抱住阿明的时候，闻到他身上药水和汗水混合的气味，和她当年抱着那个怕黑的小男孩时闻到的奶香完全不同，但怀抱的姿势一模一样。
“妈来了。”她说。
阿明的头埋在她肩上，肩膀微微发抖。康复师悄悄退了出去，带上了门。窗外，深圳的夜正在亮起来，万家灯火像地上的星河。而在这间白色的小房间里，只有母子俩的呼吸声，轻而缓，像潮水涨落。
很久以后，阿明抬起头，脸上还挂着泪，却笑了：“妈，你那条围巾真红。”
陈阿婆摸摸他的头发：“你李奶奶给的。回头咱们买条更红的，给你系上。”
窗外的风从南方吹来，暖洋洋的，带着不知名的花香。陈阿婆忽然想，等阿明好了，带他回槐花巷住一阵。那里的槐花应该还在开，老周应该还在扫地，小囡应该又长高了一些。
而此刻，她只是握紧儿子的手，站在这个陌生城市的灯光里。背光处待了太久的种子，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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