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北京，中央书记处决定设立四个办公室，分别协助中央统筹有关部门的工作。组织部门找李立三谈话时，向他传达了一个安排：请他担任第二办公室主任，负责农林水利方面的工作。
这项职务并不轻。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水利、林业都关系到国计民生，承担这类工作的干部，既要懂政策，也要能处理复杂的实际问题。按当时的职务安排，第二办公室主任属于正部级岗位，中央对李立三显然是信任的。
可李立三没有马上接受。他没有推辞工作，而是坦率说明，自己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业方面的工作，对农林水利并不熟悉。若只是因为组织安排便贸然上任，未必能把事情做好。
他随即提出，能不能改到第三办公室工作。这个办公室主要联系工业建设，正是他较为熟悉的领域。长期革命经历中，李立三曾在工人运动、工会工作和工业管理方面积累经验，对生产组织与企业管理也有自己的认识。
组织部门没有回避问题，直接告诉他，第三办公室主任的人选已经确定，是李雪峰。
事情难就难在这里。
李雪峰出生于1907年，李立三出生于1899年，两人相差约八岁。论党内资历，李立三参加革命较早，也曾担任过重要职务；论组织身份，当时李立三是中央委员，而李雪峰还不是中央候补委员。让一位资历更深的老同志去给另一位同志当副手，确实容易产生顾虑。
组织部门担心的，不只是职务高低，更是今后的工作关系。李立三如果到了第三办公室，能否真正接受李雪峰的领导？李雪峰能否放开手脚开展工作？这些问题，不能只看纸面上的任命。
李立三很快听出了对方的意思。他没有从个人地位出发讨价还价，而是把话说得十分明白：“我愿意给雪峰同志当助手，服从他的领导，请中央放心。”
这句话的分量不轻。对一名长期担任高级职务的老干部来说，主动接受相对低一级的岗位，本身就意味着对组织原则的明确表态。李立三也知道，真正的难处不在任命文件，而在日常工作能不能摆正位置。
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李立三出任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由李雪峰担任。第二办公室主任一职，则由谭震林担任。
第三办公室成立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上，李雪峰讲话结束，按照对老同志的尊重，称李立三为“首长”，请他发言。李立三当即纠正：“我是副主任，不是首长。”随后又说，雪峰同志过于谦虚了，自己是主动来当助手的。
这番插曲看似简单，却把两人的工作关系摆到了明面上。李立三没有借资历压人，李雪峰也没有因职位较低而失去应有的尊重。上下级关系明确，老同志的身份也被妥善照顾，办公室很快进入了正常运转。
发言中，李立三还主动谈到了自己的历史问题。他承认，1930年前后曾犯过“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后来又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出现过失误。这样的自我检讨，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把曾经的错误和自身的局限摆在干部面前。
他还提到，自己曾在苏联生活、工作约十五年，长期脱离中国实际，对国内许多新情况了解不够。回国以后，和长期在国内开展工作的同志相比，确实需要补课。能够在会议上主动亮短，既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在消除同事对他的疑虑。
李立三说，工作上可以犯过错误，但组织原则不能再出问题；如果自己有不服从李雪峰领导、顶撞组织的表现，愿意接受批评和处理。话说得很重，却让干部们明白了他的态度：职务可以有高低，组织纪律不能打折扣。
进入第三办公室后，他很快把精力放到工业建设上。李立三深入工厂和基层，了解生产情况，同技术人员、企业干部研究工业发展和管理制度。那时国家正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企业规模扩大，管理关系也需要重新理顺，许多问题不能靠会议材料解决，必须到现场去看。
后来，第三办公室改为工业部，李立三担任副部长。他参与推动企业管理制度建设，重视党组织在国营企业中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新中国工业管理中，党委领导企业的体制，正是在这一时期的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得到推广。
遗憾的是，特殊历史时期，李立三受到不公正对待，于1967年6月22日含冤逝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对其革命生涯作出重新评价。那份评价既没有回避他早年的错误，也肯定了他在中国工人运动和新中国工业建设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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