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28日，北京，冰心在医院病逝，享年98岁。十四年前，她的丈夫吴文藻已经离开人世。按照冰心的遗愿，子女将两人的骨灰合葬，墓碑上刻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一个是社会学家，一个是作家，这段婚姻并非始于轰轰烈烈，却在漫长岁月中显出分量。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出生于福州，父亲谢葆璋曾任海军军官。她受过良好教育，年轻时便以文学创作成名，身边不缺赞美者。吴文藻却不同，他出身江苏江阴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靠亲友资助进入清华学校，后来赴美国深造。两人的家境、名望和人生路径，起初看上去相距甚远。
1923年，冰心赴美国留学。轮船上，她受同学吴楼梅所托，去寻找对方的弟弟吴卓。由于同船还有一位清华学生也姓吴，冰心稀里糊涂找到了吴文藻。
她开口便说：“你姐姐让我来照顾你。”
吴文藻听后十分诧异，很快说明自己并不是吴卓。误会有些尴尬，恰好旁边同学邀两人参加游戏，场面才缓和下来。这样的相遇没有鲜花，也没有刻意安排，甚至带着几分笨拙，却让冰心记住了这个坦率的年轻人。
谈话中，吴文藻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恭维冰心的才华，反而谈起留学应读的书。他提醒冰心，既然到了美国，就不能只满足于已有名声，应多接触外国文学和学术著作。冰心后来称他为自己“平生的第一个诤友、畏友”，这份评价很有分量。
在当时的文化圈里，冰心早已小有名气，吴文藻却还只是清华毕业生。冰心习惯了别人带着敬意与她交谈，吴文藻却愿意直说。这种不加修饰的真诚，反倒比漂亮话更容易留下印象。
两人分开后，一个在波士顿附近，一个在新罕布什尔州，路途并不近。吴文藻寄来明信片，文字简短，却很有自己的见解。冰心给许多人回信时使用明信片，唯独给吴文藻写了正式书信。纸张不同，态度也已经悄悄不同。
冰心在美国期间肺病复发，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压力。吴文藻原本只是途经波士顿，得知她住进疗养院后，特意前去探望。他没有讲什么动听的话，只叮嘱她：“要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对病中的冰心来说，这种实际的关心，比热闹的问候更可靠。
1925年，中国留学生在波士顿演出《琵琶记》，冰心参加演出，并寄去入场券邀请吴文藻。吴文藻因自卑一度回信推辞。他清楚两人之间的差距：冰心已经声名在外，自己却没有显赫家世，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成就。
有意思的是，他嘴上拒绝，心里却放不下。演出当天，吴文藻突然出现在观众席。冰心看到他时，先前的失望一扫而空。散场后，她红着脸说：“你来看我，我很高兴。”说完便转身离开。对于一向从容的冰心而言，这种局促本身，已经说明了心意。
后来，两人在康奈尔大学附近再次相逢。那里有湖泊和小舟，他们常在船上谈文学、学业，也谈各自对婚姻的理解。冰心提到父母虽聚少离多，感情却始终稳定。吴文藻由此谈到婚姻需要双方经营，并郑重表达了愿意相伴终身的愿望。
冰心没有立即答应。她告诉吴文藻，婚姻不能只凭两个人的冲动，还要征得父母同意。1926年她学成回国前，吴文藻写了一封正式求婚信，请冰心转交父母。信中称她是“新思想与旧道德兼备的完人”，既有欣赏，也有郑重的承诺。
冰心父母尊重女儿选择，也认可吴文藻的学识与品格。1929年2月，吴文藻学成回国；同年6月15日，两人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婚后，他们有了三个孩子。吴文藻投身社会学研究，努力推动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冰心则写作、教书，还承担家庭责任。
抗战爆发后，家庭生活被战争打乱。冰心一家辗转躲避空袭，曾住进昆明一处祠堂，并将居所改名为“冰心默庐”。环境简陋，日子紧张，但夫妻二人仍各自坚持工作。冰心没有成为吴文藻事业的附属者，吴文藻也没有要求她放弃文学，这种彼此成全，构成了婚姻中难得的平衡。
抗战胜利后，吴文藻赴日本从事学术工作，冰心随行，并在日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决意回国，却一度因护照问题受阻。经过辗转安排，夫妻二人于1951年回到北京，分别在文学和社会学领域继续工作。
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去世。此后，冰心仍整理、保存与吴文藻有关的学术资料，关注他未竟的学术愿望。1999年2月28日，冰心病逝。她与吴文藻的骨灰合葬，生前相伴七十年，身后仍归于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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